近日，收到袁鹰先生寄来的散文集《生正逢辰》。袁鹰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92岁高龄，竟然还在思索，还在笔耕，一如既往地奉献给世界如此真挚深沉的文字，让人惊喜，也让人感动。

　　《生正逢辰》是袁鹰今年刚出版的新著，收入的文章不多，总共才27篇，其中不少是我曾经读过的名篇，如追索往事，反思历史的力作《清明血泪祭》《故乡夜话》《送赵丹远行》《玉碎》《十月长安街》《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等，也有几篇情意深长的优美散文，如写于1961年的《小站》和《筏子》。本以为他的这本新书，大概只是集合旧作，出一个纪念性的选集。然而展读时却发现，书中有不少他新写的文字。如写于2014年11月的《六十五年前一次暖洋洋的盛会》，追忆了一场难忘的盛会。那是1949年6月5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九楼礼堂召开的一次文化座谈会。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邀请一百六十多位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欢聚座谈。袁鹰以他生动的文笔，记录了那场盛会，陈毅市长的真诚坦率和平易近人，他那些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让很多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文化人如沐春风，他们被陈毅的坦诚感动，也用真情回报，很多人在会上讲出憋在心里的真话。这样暖意洋洋的盛会，让人感觉温暖。尽管后来不断有冷风苦雨的侵袭，但这次盛会，一直是袁鹰心里的美好记忆，事过六十多年，他写来亲切如昨日。老先生记忆的精确，令人惊叹。在《狂飙为谁从天落》一文中，他回顾了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亲历，真实回溯了这场扑朔迷离的事件，其中的波折和诡异，以及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现在读来仍然惊心动魄。他在文中这样感慨：“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要平凡昭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

　　袁鹰先生的文字中，跳动着一颗真挚的赤子之心。书中那些反思历史的篇章，说的都是真话，是他坦荡的心迹披露。三十年前读他的《玉碎》时，我曾经被震撼。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邓拓：“文革”十年第一个殉难者”，饱蘸真情的笔墨，记录了一个正直文人在这场民族劫难中的悲剧，为历史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真实记忆。如今重读，依然感动。袁鹰那些回顾历史的散文，除了史实的真实准确，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反思精神，是他对自己的灵魂的解剖。如《迷茫烟雨入红楼》，写的是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当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曾受命写过报社表态的社论。当时，他“陷入深重而迷茫的情绪中，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不辨南北，更谈不上受什么毒害”，“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对自己当年写的文章，他认为“阐述和分析并不多，空洞结论和大帽子倒不少”，是“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讲真话：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是这本书中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袁鹰追忆了自己和巴金的交往，记录了巴金晚年一些重要的言行，为研究巴金提供了珍贵细节。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他去看望巴金，巴金询问他在写什么，离开工作岗位后是不是多了一点写作的时间。他回答巴老，虽然不在上班，但还是忙于杂事，写作时间并不多。巴金听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袁鹰在文章写道：“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不敢言老，不敢轻易搁笔，总觉得还有可做的事，还有应该说的话。”他常常用巴金留下的箴言提醒自己：讲真话！

　　在灯下，静静地读完了《生正逢辰》，想起很多难忘的往事。我和袁鹰先生认识四十多年了，他是我的文学引路人，是我的恩师。当年，我还是一个下乡知青，刚开始尝试写作，他就关注鼓励我，还曾到崇明岛看望我。这四十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交往，我的书架上，放着他在不同年代赠我的十多本著作，袁鹰先生正直磊落的品格，真挚优雅的品格，是我们这辈人的楷模。前年，袁鹰先生摔跤骨折，曾一度卧床不起，让人担忧。不久前去北京看望他，知道他并没有被伤病击倒，仍在坚持读书写作。这本新编的散文集，正是他思索笔耕的新收获。掩卷看窗外，明月如水，秋风低吟。写下这篇读后感，寄思念与明月，随秋风到京华，遥祝先生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