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体制尚不完善

　　相较机制完善的健全人体育训练，残疾人运动发展历史较短，不少体制机制还有待摸索完善。例如，上海尽管在2000年成立了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十几年来先后培养上千名残疾人运动员，并在残奥会、残疾人世锦赛和残亚运会、残疾人全运会等国内外大赛上取得好成绩，特别是以上海队为班底的中国坐式女排队还曾蝉联三届奥运冠军，并在巴西里约残奥会上获得银牌，然而，出乎外界想象的是，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尚无注册制，甚至连“现役”、“退役”的正式说法都没有。

　　对长年摸爬滚打在训练场和赛场的他们来说，运动员既是一份职业，又不太像是一份正式职业。如果说这不算职业，他们毕竟付出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汗水泪水，不仅不能从事其他工作，甚至常年不能回家，吃住在体训中心，辗转在境内外赛场，与孩子的第一声“爸爸”“妈妈”、与家人的重要时刻失之交臂。但是如果说这是一份职业，体训中心既不能发工资，也不能给他们正规缴纳社保，每人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训练津贴。倘若在奥运赛场出不了成绩，拿不到奖金，光靠这点津贴和其他比赛有限的奖金，不仅生活紧巴巴，更缺少一份固定职业和社保所能带来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引进运动员安置难

　　由于医疗康复水平的提高，上海一些种类的残疾人新增数量出现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较好，愿意吃苦投身赛场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所以，上海近年来不得引进外地运动员来保证和提高上海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外地运动员数量已占总数六成左右。因为种种限制，他们无法在上海参加学籍教育，也几乎无法得到就业安置。目前仅有三名外地运动员在嘉定区残联的积极争取和协调下，在嘉定区的两个单位落实了工作。

　　在里约残奥会获得三金一银的轮椅女剑客周景景来自江苏，去年，她成为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一名员工，她说，因为户籍不在上海，所以长期无法缴纳社保，这成了一块心病，落实工作并有了社保之后，她能更无后顾之忧地投入训练，这也成为好成绩的一个保证。迅速成长为坐式女排主力的90后王亚男也是从外地引进到上海的选手，自从去年被上海希望金属涂装有限公司录用，结束了此前8年没有工资、社保的历史，她十分欣慰，也更有能力为父母尽孝了。

　　这两家位于嘉定的单位都十分支持运动员脱产训练，在她们出征残奥会前还专程来到市区的体训中心看望慰问。微技术研究院的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为了给周景景和另一名运动员邹丽红寻到合适岗位，CEO专门召开了十几次协调会。他们觉得，这既是企业责任和社会文明的体现，待未来两人退役后担任研究院智能家居的推广形象大使，也能发挥她们的个人价值，并对企业有利，所以，录用残疾人运动员是企业、个人和社会三赢之举。

　　可惜的是，对于外地籍运动员来说，这样有胸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还太少，而且，录用外地籍残疾员工，无法享受免缴残保金的优惠政策，这也造成企业录用外地引进选手的积极性不高，而这个问题是需要政策突破才能解决的。

　　退役转型还需扶一把

　　2008年后，上海市各级残联部门和体训中心加大了对残疾人运动员推荐和帮助安置就业的力度，然而，能基本落实进事业单位的也仅有那些奥运金牌选手，其他选手的就业情况往往不理想，甚至长期无法解决。能在奥运赛场夺金的选手有多少？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柳瑾说，大约20%。况且，金牌选手的工作安置也未必人人理想，不少拿过几届金牌的选手也不过得到一个街道助残员的岗位，有些街道残联还不能支持选手脱产训练。

　　“现役”如此，“退役”之后更是面临比健全人运动员更难的转型之路。参加过两届残奥会并在2008年获得一块残奥会金牌的赵骥，现在是浦东唐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员工，因为进不了事业编制，每年收入要比一些同事少五六万元。但他已经算是同批“退役”选手中安置较好的了，能如愿进入事业单位并获得编制的属凤毛麟角。赵骥坦承，因为从青少年时期就长期从事训练，残疾人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对较弱，给求职、创业都带来难度，虽然领导同事现在对他评价很好，但最初也经历过一段摸索适应。

　　柳瑾表示，针对这些问题，体训中心已经开始为“现役”选手开设职业课程，然而，如果不改变社会的偏见，呼吁更多的关注和爱心，以及从政策上加以引导规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运动员的就业前景。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