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早期短篇《去中国的小船》有这样一个情节：日本男孩“我”和不具名的中国女孩同在出版社的仓库打暑期工，工作结束的那天傍晚，“我”约中国女孩去吃饭，喝酒，跳舞，玩得非常尽兴。从舞厅出来，女孩说，她有门禁，十一点前必须回去，于是“我”送她去地铁站，但鬼使神差一般，“我”将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列车。

　　等女孩回到原先的车站，已经十一点过十分，她很沮丧，觉得“我”这么做是因为觉得和她在一起没意思，“我”费尽唇舌解释，告诉她和她一起很开心，并保证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然而：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到了美国后猛然想起这个小说，感到村上写的实在是个透明人的故事，如果女孩不是在日中国人，或者女孩给“我”的感觉就不会是“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美国黑人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描摹的也是类似的感受，不过更强烈，带着愤怒的咆哮。小说伊始，黑人学生“我”给学校的校董开车，校董对我表现得很亲密，说：“我们的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做的一切充满意义。”“我”很感激，竭力报答校董，谁知道在“我”被强制退学后多年，再见校董，他完全不认识“我”，“我”提醒他说过的那番大道理，他也根本记不起来。

　　每个社会都有主流文化，都有生来占据话语权的阶层和族裔，而其他阶层，其他族裔，其他文化，都努力渴望被看见。美国黑人诗人摩根·帕克最新的诗集《世上有的是比碧昂斯更美的东西》开篇就写道：“他们要的只是我的钱，我的屁股，我的血。”为了被看见，很多人诉诸名利的追逐，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自然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不再被人忽视。但这是真的被看见了吗？就像帕克诗里所表达的，碧昂斯被看见的是她的歌喉，她的身体，她的歌喉和她的身体合起来，是完整的她吗？

　　在异国住久了，渐渐感知，文化的差异或许是把先前很多隐藏在文化内部的问题放大了。还是村上的小说，《斯普尼特克恋人》，女主人公感慨道：“还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动跟我说话，给我讲种种样样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过了某一时间分界点之后，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了，一个也没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统统，就好像世上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时候，根本无须种族或文化的隔阂，“透明人”似乎成了人生中必须面对的命运，或是因为不再富有，不再美丽，不再时髦，不再年轻，或是什么来由也没有，忽然有一天就感到自己不再被需要了，也不再被爱了。

　　英语中一种表达爱的方式随几年前大热的电影《阿凡达》而走红：“我看见你（I see you）。”幼时看过的日剧《同一屋檐下》，最终福山雅治饰演的二哥雅也和酒井法子饰演的小雪终成眷属，因为小雪终于知晓：每一次自己心情抑郁出逃，第一个找到自己的人永远是雅也。

　　我有个朋友谈起她是否决定要跟心爱的人表白，说：我会问自己，每次我们在人群中相遇，是他先看见我，还是我先看见他，如果他先看见我的次数多过我先看见他，我就会告诉他我的心意。

　　当我感叹这个方法的睿智并说给另一位友人听，她却说：如果是我，我不顾这么多，我会直说，因为只有我说了，他才有机会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