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对老龄化社会的管理，富于借鉴意义。草案对老年人的婚姻自由、财产权利、社会保障、社会优待等权益都做了规定。

　　在家庭这个小的单元结构里，中国的老人们，并不像广场舞里那般强势。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即便有子女造就的因素，也未必会诉诸法律。这是中国的家庭模式与欧美国家的不同之处，铁板一块的封闭格局，往往有着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抵御能力，所以用外部的法律法规来介入家庭生活，免不了在执行层面遭遇社会心态上的障碍。

　　在广东推出草案前，“常回家看看”早已上升为法律规定，但具体曝光的案例少之又少。儒家文化耳濡目染，中国的老人和子女们，更多还是活在一种道德伦理的传统氛围中，不会撕破脸对簿公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糅杂了太多道德情感因素在里面，是非难断。以至于哪怕干涉了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扣压了老年人的合法财产，一句“毕竟是亲生的”，或者“都是为了父母好”可以一笔带过。

　　执行难是不是意味着法律法规没有意义？当然不是。法律条文首先有宣示效应，以更详细的条文规制子女的行为，从传播层面，本身是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次重申，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它至少提醒：强行索取、克扣老年人合法财产等，不再是法律管不着的家务事，只要老人们愿意，它可以上升到违法的高度。这种警示意义应该得到承认。

　　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的家庭理念还是有所变化。比如，在以前多数家长会将殴打、体罚孩子，随意翻看子女的信件等，视作身为长辈理所当然的权力，但现在再宣扬这种落后的观念，没有多少人会认可其合理性，子女的权利主体日益得到凸显，不再作为附庸而存在。那种认为包办了子女的生计，就可以肆意入侵其生活的逻辑，早就不合时宜了。

　　同样，老人所遭遇的权利困境，也该得到法律救赎。用情面把长辈和子女的关系栓死，曾经造就了不少“吃人”的悲剧，它只会走向现代权利意识的反面。而且，法律更加细化和深入的介入，看似是加固了子女的义务，其实也是将子女一辈解救出来。因为法律的外部干预，意味着父母子女被伦理纲常纽带绑架的格局弱化，子女在承担相应法律义务的同时，也能够因为这种弱化，而在生活上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旧的家庭伦理观，靠熟人社会的评价体系支撑着，恶待长辈，将承受周围社会关系网的审视和束缚。而今社会关系早已陌生人化，维系家庭和谐的外部熟人监控网没了，以法规条文形式出现的来自第三方的干预介入，无疑非常必要。至于执行上的难点，恰恰说明家丑不外传的传统家庭结构和观念过于牢不可破，它亟待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