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崇尚“巧”，因为灵巧、乖巧的反义词是呆板、笨拙、迟钝，所以在上海家庭里浸淫长大的孩子总记得长辈们的话，就是做人要“巧”，否则吃不开。

　　上海人手巧，以前出于经济原因，能自己制作就不会到店里买现存货，于是家家户户时兴手工活计且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技艺。上世纪六十年代男青年的本事之一是做家具，根据经济实惠原则到木材店挑挑拣拣寻寻觅觅淘木料，再零敲碎打地凑齐猪血老粉、泡力水、香蕉水、蜡克等一堆油漆材料，把石库门的天井作为工场，按照图纸依样画葫芦，个把月时间，一套当时流行的捷克式家具大功告成。

　　那时候女孩子梳理发型赶时髦，到美发厅开销太大，她们就自己用火钳对着梳妆台的小圆镜烫头发，再用塑料卷发筒固定发型，一番功夫后浑然从美发厅出来一样。如果觉得还不够靓丽，女孩子还能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仅凭些许布料，制作出一朵美艳的头花插在发间，俨然锦上添花。

　　当今的孩子们手里的长毛绒玩具，基本上是父母从商店里买来的没有个性的统货，而那时很多女孩都会用自己的巧手将彩色的玻璃丝带编织出个性迭出的小动物，或放在家里自己把玩，或互相交换联络感情。以前上海的女性流行做女红，例如现今难得一见的盘镶钮简直就是纯手工的艺术品，目睹巧妇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细巧的针线在彩色的布条上精耕细作，能感觉到她们把上海人过日子的精致都盘揉到扣子里去了。

　　那时冬季里我们身上御寒的不是轻薄的羊绒衫，而是厚实的绒线衫，绒线衫的织法分成平针、元宝针等花样迭出。石库门里可以经常看到一群妇女妈妈围坐在客堂天井里，边织绒线边聊天的场景；还不时能看到某一个午后，隔壁邻居的女孩子们用钩针按照店里卖出的花样，不走样地在客堂间里钩台布，撑紧绷架锈枕头套，旁边则站着几个巧媳妇或指指点点地指导，或啧啧地称赞某个闺女的心灵手巧。当今快节奏生活的压力之下，手工有重出江湖之势，不过其功能不再用于省钱，而是转换为满足人们在手工中寻找自我、回归自我的人文需求了。

　　还有一类“巧”称之为“乖巧”，在上海人的语境中似乎属中性的，可褒可贬。上海人深知谈吐得法是要修炼的，一旦修为不够，即便是高智商的人也难免会说出低情商的话。被石库门里的老人家赞赏的乖巧小囡总是那些谈吐得当，能鉴貌辨色看人头讲话的巧八哥角色，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怎样说话博人愉悦，一句话进，一句话出，话说得圆圆转转，让人意会，给人留面子。老人告诉自家屋里的小囡：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一句话可以使人跳，因此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

　　弄堂里发生邻里纠纷，总会出来一个德高望重又能说会道的“老娘舅”摆平是非，息事宁人，这时家里的老人就会在自家孩子耳边进行现场教学，不放过一个让孩子耳濡目染的机会。但是上海人这种嘴上的机巧未必和每个人心底的纯正结合，由此也就难免出现一些巧言令色之徒，所谓“花功道地”，只要有需要，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做人只摆噱头不做实事，一旦得手还能自吹自擂，“反正花死人不偿命，管我啥事体”。可见古人言之的“君子不器”颇为重要，倘若心中无道，光有做人的手段，道器分离的人间社会也许会污浊不堪。

　　能做能讲关键要心巧。把好事办好，把难事办成是上海人的共同追求和价值取向。过去上海的双职工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棉毛裤，而厂里发的棉纱手套又用不完，于是就琢磨着把积攒下的手套拆开，还原成纱头后再用棒针织成纱裤，劳防用品摇身变为家用物品，实现了物尽其用。

　　经济实惠又美观舒适的假领头可能也是上海人发明的，经全国推广后有了标准化的正式雅号：节约领。除了节约衬衫布料的假领头，上海人还发明了节约绒线的领套，它既能护脖，又可增添领上风采，遥想当年万木凋零的寒冬，姑娘的脖颈上那一道粉红的亮色曾给我们这座城市平添过几分温度。在生活资料配给供应的时代，无需布票的服装厂里下脚料领头布，经过上海人的一番琢磨做出了大市面，领头碎布不仅可变成零钱小包等小物件，还可以变成窗套、床沿、沙发布。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善于琢磨的上海主妇能把西瓜皮做成菜肴，买根油条加点佐料也能做成一道汤。身在大都市繁忙节奏里惜时如金的上海人，还能够套裁时间，在一个时间段里让几件事情齐头并进，使得在有限的时间产生最大的效用。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上海人的心机灵巧在荀子这里找到了注解。但愿这种“巧”成为一种人文传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生长，而且不要因为崇尚“巧”而看轻阿甘式的纯朴的钝感力，滤除掉“巧”里的杂质，代之以更多踏实、执着的成分。

　　希望经过全体栖息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新老上海人共同努力，将上海特色的“巧”，演化成城市的风格并体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让劳动大军里到处可见能工巧匠，让人际交往空间里处处洋溢和颜悦色，让城市的店招少一点空间上的夸张粗俗，让城市交通的标志标识多一点周全贴心，让家家户户朝着马路的阳台都成为人们眼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