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和她，也就是我们大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诗经》与“我”的关系，已经有了整整三千年，尽管我还没有读懂它，也许你还没有读过它。《诗经》与我们每个人，是血脉相连的关系。今天我要讲的，主要就是这一点。

　　1.《诗经》的时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第一首《关雎》的第一章。诗里的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白天黑夜地想念她，追求她。先是不太顺利，于是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像翻烙饼那样翻来覆去。后来想出了办法，用各种音乐来取悦她。如果用五四时期那首著名歌曲来唱的话，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

　　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首现在还能朗朗上口的诗歌，竟然诞生于大约三千年前！不仅这一首，《诗经》里所有的诗歌，都诞生于大约三千年至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在整个地球上，除了几大古文明以外，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还处于原始蛮荒的状态；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用今天我们也能懂的语言和文字，歌唱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歌唱着人类的普遍情感。然后，它们穿越了两三千年的岁月，来到我们的面前，依然感动着今天的我们。仔细想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2.《诗经》的地域和作者

　　不仅是时间的悠久，还有血脉的相连。不像其他的古文明，走马灯似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古代的人与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同一个民族；中华文明则一脉相传，那些唱着《关雎》的人，就是我们直接的祖先。《诗经》的十五国风，加上大小雅，周颂、鲁颂、商颂，大致产生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今天从陕西中南部到山东半岛一带。那是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主要生活的地区，他们的子子孙孙后来散布于辽阔的中华大地。

　　虽然《诗经》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身份也包含了士大夫与一般百姓，可每当我读起《诗经》里的《召南》各篇时，就仿佛听见了我祖先的声音。那个与周公（旦）一起协助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召公（奭），就是我这个“邵”姓的始祖。我很喜欢读《召南》里的那首《甘棠》，里面称赞了周宣王时的召伯（虎），他在召氏领地留下了美好的名声，当地人用这首诗歌来怀念和赞美他。我以有这样的祖先而自豪。《诗经》让我与祖先心灵相通。

　　《诗经》里当然不仅有我的祖先，也有你的他的我们大家的祖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当他们回顾古文明的时候，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

　　3.《诗经》的性质

　　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与《诗经》相媲美的，大概也只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了。可是它们是那么的不同，显示了两大古文明的差异。荷马史诗是长篇累牍讲故事的诗，而《诗经》则大都是短小的抒情诗。中国有“诗的国度”的美誉，唐诗、宋词是皇冠上的明珠，而其源头就是《诗经》。

　　中西方两大诗歌源头，不仅形式体制不一样，价值观也迥然不同。比如，《诗经》里有一首《魏风·陟岵》，写一个在外地服役的士兵，登山瞻望故乡，怀念父母兄弟，想象他们也在思念他，并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回家。有一个法国人，比较了这首诗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认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一开始起，便表现出了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

　　《伊利亚特》是西方最古老的诗，是唯一能用来与《诗经》作比较，以便评价位于有人口居住的陆地两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平行发展着的两种文明。一边是战争频繁，无休止的围城攻坚，相互挑衅的斗士，是激励着诗人和他的英雄的胜利光荣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疆场之上。而另一边（《诗经》里）则是对家庭生活的眷恋，是一位登山远眺父亲土屋的年轻士兵和他的怀乡之情，是一位斯巴达人定会要扔出墙外的母亲，和一位叮嘱离家人不要顾念光宗耀祖而首先要尽早返回故里的兄长。在这边，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置身于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氛围之中。

　　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荷马时代，希腊先后被征服过三四次，因此希腊人大概也变得同他们的入侵者一样好战；而中国人则是地球上最美好的那部分土地上的无可争议的主宰，因此他们像原始时期的垦荒者一样，爱好和平”，所以这个法国人说：“也许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诗文里找不到类似（《诗经》）的作品。”（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

　　不得不说，这个法国人很懂《诗经》。而直到今天，中华民族还是像《诗经》时代一样，爱好和平。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懂《诗经》。 

　　4.《诗经》的编纂和地位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约编纂于两千五百年前，收入此前五百年间的诗歌。编纂者历来都认为是孔子，他在以前乐官整理的基础上，在三千多首诗歌中，披沙拣金，整理出了三百零五首，排定了风、雅、颂的顺序，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最初的书名是《诗》或《诗三百》，汉代学者把它奉为经典，开始称它为《诗经》。汉代以前位于“三经”（《诗》《书》《易》）、“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首，汉代以后位于“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第三位（《易》《书》《诗》……）。

　　5.《诗经》的运用和诠释

　　古人对待《诗经》，常常“断章取义”。比如《郑风·将仲子》，本来是一首表现男女之情的恋歌，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小二子啊小二子，拜托你别再跳墙进我家来找我，别再因此而压坏了我家的树木！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树木呢，我担心的是我的老爸老妈，还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喜欢八卦的邻居。小二子啊小二子，我想念你那可真是没说的，但是你再弱智也应该明白，老爸老妈的唠叨，兄弟们的嘲笑，邻居们的八卦，那可实在是让我怕怕！”

　　但是在《左传》里，它却被用于外交场合，成为外交谈判的工具。比如前547年，因为什么事情，晋国君采取“斩首”行动，抓了卫国君。齐国君、郑国君赶去晋国调解，郑国君带的名叫子展的随从，赋《将仲子》，意思是“人言可畏”，劝晋国君赶紧放人。晋国君听了这首郑国诗歌，想想有道理，的确“人言可畏”，就把卫国君给放了。——这么大的外交纠纷，居然靠一首诗就解决了，《诗经》的力量有多大呀！所以孔子要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学《诗经》，没法说话。如果今天的世界上，也能靠诗歌来解决外交纠纷，那又该多好呀！（话说美国人也实在该听听《将仲子》了！）

　　从古至今，《诗经》里的诗歌，常被这样“断章取义”地运用着。这种方法比较随心所欲，导致对于《诗经》的诠释，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歌，有的两千多年没有定论。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意思是诗没有确切的解释），更何况又过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确切的解释），就连“涩诂”（不确切的解释）也是奢望了。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是写死人的，那个说是写活人的；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

　　这是读《诗经》有点挑战的地方。可是有挑战才会有刺激，难道不是么？

　　6.《诗经》的流传和影响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首先用《诗经》来作教材，世间流传着许多孔子的评论。比起后世的大部分评论来，孔子的评论都要开明得多。比如他有一句名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承认《诗经》里的男女之情都很正当，关键是要用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它。比如“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追求女孩就比较得体。

　　又比如在《论语·子罕》里，孔子引了一首逸诗（没有收入《诗经》的上古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今译的话，意思是这样的：唐棣树的花儿，翩翩地摇摆。难道是我不想念你吗，实在是家住得太远。这首诗应该也是孔子上课的教材，孔子在课堂上说了一句妙语：“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说，你没真心想念人家罢了，你要是真心想念人家的话，哪里会觉得住得太远呢！简单地说，就是住得远是借口，关键是你爱得不够！——孔子真是一个善解风情的妙人！大概弟子们听了觉得耳目一新，就把这课堂笔记编入了《论语》。再大胆猜测一下，孔子整理《诗经》的时候，没把这首诗收进去，也许就是因为对它不满意？

　　孔子喜欢的诗或许是这样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卫风·河广》）意思是说，谁说黄河宽广呢？一叶芦苇就能渡过；谁说宋国辽远呢？踮起脚尖就能望到。——你借口家住得太远，能比这个人住得更远吗？要知道，这个人可是住在黄河对岸的卫国，黄河同时也是两国的国境线呢，可是他（她）一点都不觉得远！想来，孔子就喜欢这样的诗，赞成这种对爱情的热度，所以就把它编入了《诗经》。

　　跟开明的孔子相比，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的陈最良老师，说起《诗经》来就迂腐得多了，明显把《诗经》看作“思有邪”。他应聘出任杜府家教，以《诗经》为教材，《关雎》第一章的开头四句，是他给杜丽娘同学上的第一课。陈老师是这样备课的：“好者好也，逑者求也。”又是这样上课的：“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讲到这里，陈老师模仿雎鸠的叫声，丫头春香学他叫，课堂气氛顿时活跃。）陈老师继续上课：“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可是当春香故意问他，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他就骂春香“多嘴”，不肯往下讲了，好像有点“捣糨糊”的样子。因为在陈老师看来，或者在传统的经学家看来，这首诗讲的是“后妃之德”……孔子本人解说《诗经》，都没有这么迂腐过！如果后人对《诗经》有所误解，以为那是一本正经的东西，那大抵是陈老师们误导的结果。

　　好在用不着陈老师来误人子弟，正当青春年少的杜丽娘同学，天分和悟性都极高，自己早把自己给启蒙了。据春香“揭发”说：

　　小姐呵，为诗章，讲动情肠……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关起来的雎鸠，尚且要求偶，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春香的“关了的雎鸠”，自然是她听“关关雎鸠”产生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引起的转述错误，而不是杜丽娘同学的原话。但除此“耳误”之外，却颇得《关雎》的“正解”，而与陈老师的曲解背道而驰。这大概也是古往今来对这首诗的最佳诠释了，而且也是对孔子说的“思无邪”的最佳诠释了。

　　《诗经》在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目中，就这样成了最佳的“爱情教科书”。这完全符合孔子认为《诗经》“思无邪”的精神。

　　7. 今天我们怎么读《诗经》

　　最要紧的，是首先要端正态度，要像孔子那样，像杜丽娘同学那样，用“思无邪”的眼光去读；而不要像陈最良老师那样，用“想歪歪”的态度去读。

　　最好的读法，就是像南宋的朱熹说的，把《诗经》当作现在人写的诗歌来读：“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朱子语类》）——怪不得他做的《诗集传》能别开生面。

　　晚明的冯梦龙也主张，要把《诗经》当作山歌来读：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序山歌》） 

　　大意是《诗经》的国风就是歌谣，也就是后世的山歌，在当时风雅并称，历史久远，地位很高。里面有许多桑间、濮上之音（爱情诗歌），孔子认为它们表达了真情实感，所以把它们采录、保存了下来。现在的山歌虽然非常俚俗，但正是《诗经》郑风、卫风（爱情诗歌）的遗响，它们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应该像尊重《诗经》一样尊重山歌（反之，也应该像看待山歌一样看待《诗经》）。接着他还说，山歌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功用。其实，如果表现“男女之真情”的国风传统能够一路传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则“名教之伪药”原本是申请不到“批准文号”，从而根本投不了产，入不了市的。

　　到了现代，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他在《门外文谈》中说：

　　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把《诗经》与白话诗作比较，告诉我们经典也要发展的。的确，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关关雎鸠”上，我们也要发展到“教我如何不想他”。“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他？”多好的白话诗呀，这才是《诗经》真正的传人！

　　那么，就让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读《诗经》吧！这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种读法。我们的祖先会在天上赞许我们这么做的。

　　（本文基于“一条”音频课程《从<诗经>到<红楼梦>》的《诗经》部分的《概论》扩写，并加入了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诗骚百句》的前言《我读诗骚》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