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题外话。

　　唐振常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新闻界前辈。他曾担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也是洁人兄在文汇报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唐振常先生在一篇回忆名记者黎澍的文章中曾谈及，在解放前，黎澍是办报好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把一张报纸办得极为出色。全国解放至1955年专业从史学之前，他对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亦为人所共知。在1988年黎澍去世时，新华社所发的讣告，称他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但是，唐振常先生在《痛定思黎澍》一文中写道：“他仍似乎是开玩笑地对我不止一次分析过新闻记者的归宿。他以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只以为靠一支笔无事不可为，最后会归于空虚。他以为记者还应该另有未被发现（他并没有称之为第二专业），那就是或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历史。否则，只能是一个新闻事业的管理者。”黎澍践行了自己的主张。他后来从写新闻、办报纸转为治史，成为一位著名的、杰出的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历史研究》的主编，并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集）、《有中国特色的创造者及其它》等重要历史专著。唐振常先生回顾黎澍后半辈子经历，不无感慨地写道：“当年邓拓要他到人民日报去帮忙，听说还为他准备了办公室，他没有去，我想，应予庆幸。”我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如果黎澍去了人民日报，中国也许就少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唐振常很赞同黎澍的观点，他和好朋友黎澍同途同归。他初入《大公报》，后进《文汇报》，写得一手好文章。唐振常毕业于燕京大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新闻、通讯、评论，无不信手写来，倚马可待。一篇1000字的“闻亦步”（文汇报的著名评论专栏），他一挥而就，边写边付排，排成清样，略易数字，次日见报。他写回忆文章，白话穿插文言，独具一格，文情并茂。这位文汇报的首席才子，也有“第二专业”。其“第三专业”是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文集。友人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世面大，吃的机会多。”唐振常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在做文艺部主任之余，第三职业是写电影剧本，写成《球场风波》，1957年拍成电影，却引出电影界一场风波。唐振常更喜欢研究历史，可谓是：“第四专业”。“四人帮”肆虐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资料室坐冷板凳，却为研究上海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四人帮”粉碎后，旋即跳进史学界，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他的传世之作不是他的新闻作品集，而是《章太炎吴虞论集》和《蔡元培传》。我的《中国杂文史》出版后，奉上一册请唐先生指正。他很高兴，对我说：“新闻记者倘无专长，到老了，顶多做个旧闻记者，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我也深以为然。

　　兜了一个大圈子，回过头来说说我的朋友徐洁人兄。

　　我和他在文汇报共事近40年。他比我年长13岁，洁人兄跑文艺新闻，我写政论，工作上有过交集，但对他的艺术上有一技之长，我知之不多。原来他在跑文艺时，和画家打交道之余，自己也爱上了画图，业余作画数十年。他擅长于中国画，退休后，由业余转为专业，每天作画，画艺大进。去年，出版了《徐洁人山水画集》。这再次证明了：记者在职时有个“第二专业”，好处很多。这不是“不务正业”。副业和正业，有时可以互补，有时还可以互动。在“正业”无事可“务”之时，或在退休之后，就可以驾轻就熟地另行开辟一片新天地，可以另有作为，不至于落到黎澍先生所说的“归于空虚”的地步，也不会产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洁人兄现在仍外出旅游，带着纸墨画笔，随意作画。养性怡情，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亦乐乎！留下的画作，可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

　　有趣的是，洁人兄的儿子徐向东，从小也爱画画。如今，父子二人，将合作出版画集，是画坛的一段佳话，也是新闻界的一段佳话。信笔记之，以示祝贺。

　　（本文为《徐洁人徐向东父子画集》序，本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