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就职于一个偏远的乡镇文化站，刚成家，为了补贴家用，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百元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兴奋无比。又一天忽听同事告知，有几张报纸提到我的小说。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文讲所进修，有一天在一个座谈会拘谨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写作的路很长，会遇到许多事，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

　　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之前像星星一样被我仰望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

　　这之前，我差点就放弃来文讲所了。《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天津冯骥才、河北贾大山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在一个小说座谈会上，权威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我听到不是一次……

　　拿着上文讲所的通知，我踌躇不决：去，几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脑子里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同班学习的贾大山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无言以对。

　　我已经想好，写得了写，写不了溜之大吉。那时省里已经有单位愿意接受我。自从1964年初中毕业独自下乡谋生，在农场种了八年地，又在小镇打了将近十年零工，做得最多的梦就是回到省城，回到日益衰弱的母亲身边。现在有个机会，岂能放过？写作这活能不能干下去，回了省城再作打算。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那些写不出硬写的日日夜夜的煎熬，我至今背脊发凉。

　　我决定改行。私下问过几个朋友，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且显然有了某种严重性。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在质疑我离开基层脱离生活。有些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有位评论家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阎纲专门就我的几篇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共过事。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庐山参加研讨会，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张嘴就把“拓片”读作“tuo片”，他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念“ta”。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我又把“甪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这是我们迄今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

　　四十年，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作，但一直未见长进。我羞于面对阎纲，未敢音问。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大前年，忽然收到他的著作专辑三卷四册，洋洋二百万言，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

　　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

　　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

　　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竞夤夜，

　　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

　　身后谁人执长鞭？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活过九秩的季羡林老人有言：“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尽沧桑、曾经罹患绝症、已近米寿的阎纲的身后，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他对后学的真诚，让我铭记。与此同时，也让我发现，一个人生命的活力，除了诸多生理的社会的因素之外，对生活对世界充沛的激情与仁爱，也是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