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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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
王礼鑫
  王礼鑫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的事业已经在下坡路上了。

  父亲的事业顶峰停留在四十出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先是担任我们县印刷厂副厂长,后来是厂长。父亲虽然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好学,在印刷厂的装订、排字、机印等主要车间工作过,成为少有的技术全才。而且,他做事仔细、严谨,长期负责县委县政府文件、《县志》等的校对工作。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全县《概况》——一本厚如词典的八十年代出版物,在末页的编辑说明中,他的姓名作为校对人员赫然在列。我估计,父亲有可能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上了书的人。

  可是,我不怎么喜欢事业巅峰时期的父亲。原因简单:中学尤其是高中三年,入睡困难的我,经常被醉酒、迟归的他干扰。头几年,他应酬颇多。有时候,安排在家里招待客人,经常吃喝到我下晚自习回家。1992年前后,他调到服装厂,降为副厂长,应酬少了一些,但开始贪杯。高考前一晚,他没喝酒,到家时还蹑手蹑脚,但我还是从浅睡变成了焦躁状清醒。

  1993年的四月,家里突然做起了茶叶生意。每天中午,总有小商贩扛着两麻袋绿茶送到我家。父亲和母亲一边忙着招呼,一边检查茶叶,论质谈价。妥了,称出分量,付钱给人家。那时,县国企日渐萧条,眼看着我下半年有可能要上大学,父母亲想尽办法要给我挣够学费。父亲一位好友给父亲找了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垫付了六千元的全部成本。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准备高考,自然不知道父母为何突然就做起了茶叶生意。印象颇深的只是:明晃晃的阳光打在细嫩细嫩的炒青上,满屋的茶香。大学入学时,母亲让父亲带足了四年的二千四百元学费以及半年六百元生活费。交学费的那一刻,我还小嘚瑟了一下,以为家里日子还不错。

  八月底,我要去武汉上大学了。因为不放心我第一次离家,父亲一路护送。我们先从县城出发,坐长途汽车,颠簸八个多小时到市里,然后等第二天换乘火车。火车是绿皮车,硬座,六百多公里,从下午到次日清晨。一下车,就沐浴在“火炉城市”30多摄氏度的桑拿空气中。接待的学长们为了赶饭点,热情地接过行李就骑着三轮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了。父亲担心行李丢散,小跑着追了过去。等我办好手续到寝室,他全身湿漉漉地坐在床边,铺盖都已经收拾妥当。吃完午饭,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既失落又兴奋,憧憬着未来。事隔多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天下午就住院了。他突发眩晕,寸步难行。他们服装厂在汉阳有个合营企业,于是,他找到同事帮忙照顾,在附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开始因为中暑,后来又被查出低血糖。我距离他不过二十公里,但他怕我分心,设法瞒住了我。

  去年腊月三十,我和姐夫、外甥等一起去给安葬在坡地上的父亲烧纸钱、送灯。父亲四年前突发心梗,抢救回来后,又被肝硬化所折磨,去年走了。除夕入夜,我和母亲围坐在电炉旁。对面邻居打开了新灯笼的开关,暖暖红光立刻也映照在我们家的玻璃窗上。刹那间,我回想起一个景象:九四年春节,在那个筒子楼顶楼最角落的门户,也挂了一个红红的大灯笼。那是父亲张罗着买好、挂上去的,也是我印象中我们家唯一一次挂灯笼。亲友们都知道,尽管事业不顺、生活艰难,但父亲还是有一件高兴事儿:儿子考上了大学。他说过,过日子嘛,有忧有喜,搞不好还是好坏各半,但该红火时还是要红火。那年,从外面回来,朝家望去,远远地,我都能看见那个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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