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的事业已经在下坡路上了。

　　父亲的事业顶峰停留在四十出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先是担任我们县印刷厂副厂长，后来是厂长。父亲虽然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好学，在印刷厂的装订、排字、机印等主要车间工作过，成为少有的技术全才。而且，他做事仔细、严谨，长期负责县委县政府文件、《县志》等的校对工作。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全县《概况》——一本厚如词典的八十年代出版物，在末页的编辑说明中，他的姓名作为校对人员赫然在列。我估计，父亲有可能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上了书的人。

　　可是，我不怎么喜欢事业巅峰时期的父亲。原因简单：中学尤其是高中三年，入睡困难的我，经常被醉酒、迟归的他干扰。头几年，他应酬颇多。有时候，安排在家里招待客人，经常吃喝到我下晚自习回家。1992年前后，他调到服装厂，降为副厂长，应酬少了一些，但开始贪杯。高考前一晚，他没喝酒，到家时还蹑手蹑脚，但我还是从浅睡变成了焦躁状清醒。

　　1993年的四月，家里突然做起了茶叶生意。每天中午，总有小商贩扛着两麻袋绿茶送到我家。父亲和母亲一边忙着招呼，一边检查茶叶，论质谈价。妥了，称出分量，付钱给人家。那时，县国企日渐萧条，眼看着我下半年有可能要上大学，父母亲想尽办法要给我挣够学费。父亲一位好友给父亲找了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垫付了六千元的全部成本。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准备高考，自然不知道父母为何突然就做起了茶叶生意。印象颇深的只是：明晃晃的阳光打在细嫩细嫩的炒青上，满屋的茶香。大学入学时，母亲让父亲带足了四年的二千四百元学费以及半年六百元生活费。交学费的那一刻，我还小嘚瑟了一下，以为家里日子还不错。

　　八月底，我要去武汉上大学了。因为不放心我第一次离家，父亲一路护送。我们先从县城出发，坐长途汽车，颠簸八个多小时到市里，然后等第二天换乘火车。火车是绿皮车，硬座，六百多公里，从下午到次日清晨。一下车，就沐浴在“火炉城市”30多摄氏度的桑拿空气中。接待的学长们为了赶饭点，热情地接过行李就骑着三轮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了。父亲担心行李丢散，小跑着追了过去。等我办好手续到寝室，他全身湿漉漉地坐在床边，铺盖都已经收拾妥当。吃完午饭，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既失落又兴奋，憧憬着未来。事隔多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天下午就住院了。他突发眩晕，寸步难行。他们服装厂在汉阳有个合营企业，于是，他找到同事帮忙照顾，在附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开始因为中暑，后来又被查出低血糖。我距离他不过二十公里，但他怕我分心，设法瞒住了我。

　　去年腊月三十，我和姐夫、外甥等一起去给安葬在坡地上的父亲烧纸钱、送灯。父亲四年前突发心梗，抢救回来后，又被肝硬化所折磨，去年走了。除夕入夜，我和母亲围坐在电炉旁。对面邻居打开了新灯笼的开关，暖暖红光立刻也映照在我们家的玻璃窗上。刹那间，我回想起一个景象：九四年春节，在那个筒子楼顶楼最角落的门户，也挂了一个红红的大灯笼。那是父亲张罗着买好、挂上去的，也是我印象中我们家唯一一次挂灯笼。亲友们都知道，尽管事业不顺、生活艰难，但父亲还是有一件高兴事儿：儿子考上了大学。他说过，过日子嘛，有忧有喜，搞不好还是好坏各半，但该红火时还是要红火。那年，从外面回来，朝家望去，远远地，我都能看见那个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