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上海小孩，典型的，生于斯，长于斯，尽管籍贯一栏里还不舍地填着“宁波”，但那多是父辈的记忆和背影，十多年的扫墓祭祀希望牵起对祖先更多藕断丝连的念想，但终究是一个宁波来的阿拉上海人。

　　尽管也有短暂的游离和出行，但根系已牢牢地扎于上海，心中也毫不犹豫地认定了自己是一个上海的孩子，哪怕走得再远，正如“出门是为了回家”的说法。半个世纪的申城生活，点点滴滴的浸润已入骨髓和血液，知道这里各处的来历，无论是亲身的践履还是后来的考详，先说弄堂，楼上的陈家伯伯和姆妈曾经是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泰康食品店老板、老板娘，隔壁的门洞也是大户人家，大小姐是全国网球赛亚军，也曾是我们同行女记者协会的主席，再过去的门洞住的是整栋楼的大房东，但“男主人”一直因“特嫌”的罪名羁押，弄堂到底的门洞是开绸布庄的，整个“文革”就数他被斗得最狠。

　　再说路，愚园路上走着，常遇到一位慈眉善目喜欢小孩的老阿姨，台风天还见她代表居委会到我们弄堂里摇铃，和三楼的姆妈也常私相往来，喜欢捋我的头，有几次还给过我糖吃，这两年才知道这位叫俞秀莲的大姐原来是吴国祯的表妹，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还曾是张爱玲的同班同学。对面采芝村一直到“文革”后还生活着一个完全本地化的犹太老外，经常见叫“恰里”的他骑着单车，在弄堂口一只脚踮在地上，和一只面盆两只热水瓶摆剃头摊的大块头师傅用上海话“嘎讪胡”。旁边的桃源坊深处有沈钧儒故居，遥想当年民盟人士常来常往。隔两条弄堂的瑞兴坊，是路易·艾黎的故居所在，留下过宋庆龄的足迹。对面新华村，原长宁区政府18号楼，曾经是传奇女子董竹君的旧居。斜对面的亨昌里，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的旧址，往东过马路，有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为续弦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建造的小白楼，日伪时期它是汪精卫的公馆，接收时期又为早期共产党人，当时的上海滩名媛，迄今109岁仍健在的黄慕兰和大律师陈志皋夫妻所租赁，成为梅兰芳、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名人的聚会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了长宁区少年宫所在。这还仅仅是一小段的愚园路。再把视线拉开些看上海滩，还记得拉练去动物园看完狮子老虎排长队吃“盖浇饭”的情形，长风公园后门有雷锋像的草坪曾是我们春游集合的地点，中山公园更是数得清几顶桥几个亭，几条河浜几个包，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和自己少年时的照片风景还能重叠，现在却公园变广场，树林变高楼。嘉道理宅邸变成的市少年宫，曾经活跃着我少年时代的身影。15年的《申江服务导报》办报生涯，我也有小小的自恋情结放在里面。我买了那些描写上海的代表性小说，从最早的《歇浦潮》《海上花列传》，到《子夜》《上海的早晨》，一直到《长恨歌》《繁花》。还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书籍和资料，关注着上海史的研究进展，一直延续着我的上海梦，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这本散乱的集子，也因此终于让我找到了一条精神线索，一个属于上海的时间轴，我参照新闻的做法，在每一章每一辑，都做了一个“阅读提示”，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思维，虽然所谓的上海人，不过是比别人早来了几年的移民而已。我知道，无论我写什么，都是一个上海的视角，也因此，这本书成为我构建真正上海味道体系作品不可能梦想的一个交代，也是我半个世纪成长在上海经历的一个自证，一部散文体的半自传。

　　不要再去胡编乱造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上海剧”了，读读历史吧，或者到上海街道弄堂的深处走走，每一眼，都会是惊鸿一瞥，让你翻江倒海。北京有四合院，上海有石库门；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在气质上，上海是我永远的故乡。愚园路是我一辈子的“乡愁”。爱也好，恨也罢。

　　（此文为徐锦江散文集《愚园路上》后记的节录，标题为编辑所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本次上海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