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洪炉 1931年出生，笔名卢弘。13岁参军，18岁入党。从事军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50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50年代曾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担任《解放军报》社编辑近30年，发表大量美术作品，为军内外知名画家。后转入文学写作，发表、出版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长中短篇小说和影视剧多部，主要有《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李伯钊传》《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伍修权传》等。

　　“失去的东西常常是美丽的，它像珍珠一样埋在心底，引人遐思。”这话是她说的，但对我恰如此，由于我的错过，竟从此失去了她这位杰出也是突出的文友。她曾是上海《文汇报》名记者，当年文坛风云人物,女作家姚芳藻大姐。

　　本人有幸，1953年就结识了她，还是在世所瞩目的抗美援朝前线。那时我是“最可爱的人”，她却是“祖国亲人”，作为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成员，来到三八线上，为浴血奋战的中朝军民，送来了中国人民的温暖与关爱。我们部队原是从上海郊区出发赴朝参战的，算是上海来的“子弟兵”，华东地区的“亲人”就来到我们部队。慰问团中有个采访组，主要是记者、作家等“笔杆子”们，专门了解部队的英雄事迹，好向群众宣扬，我是军里的小报记者，与文工团创作员田金波一起，负责陪同引导他们采访，这就使我与这些“亲人”亲密接触了几个月。

　　芳藻大姐是《文汇报》记者，同组的还有《解放日报》记者刘氏（名字忘了），江苏《新华日报》编委、作家艾煊，厦门《厦门日报》编委许祖义等，还有一位南京大学女学生赵维志，正是这位小赵，后来和我有了故事。当年的我也爱舞文弄墨，又常画画刻木刻，并且通讯报道、诗歌短剧什么都写，芳藻大姐等要了我一些作品，他们回国后就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使我这个来自战场的小“毛驴”，被他们几位“伯乐”当“良马”推荐了，一度十分风光，又一发不可收，从此不断发表文字和美术作品，芳藻大姐等也成了我最早的知遇恩师。

　　祖国慰问团于1954年初回国后，芳藻大姐等就连续发表了自己写的访朝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对我这个文学青年多有教益。不过那时我与她通信不多，主要和与她同组的小赵联系，还悄悄谈了恋爱，只是后来并未成真。1955年我来京参加编辑《志愿军一日》，又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芳藻大姐也来京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其夫君梅朵正在京主编《大众电影》，他们同是《文汇报》的“老将”。在此期间我们虽少交往，却从报刊上不断见其大名和大作，特别是对文坛风云的及时报道，他们引起的“电影锣鼓”更是震动了中外。哪知风向一变，他们双双都成了著名“右派”，她还是“右派集团”的重要“女将”，我们自然也难以交往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重登文坛，梅朵大哥更主编了深受读者欢迎的《文汇月刊》，芳藻大姐不只成为“大百科”出版社的“女将”，又推出了秦怡和柯灵等的传记，双双又成文坛名人。我到沪就去拜访，他们都曾赠我新作。我有一次是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去沪的，他们将我一部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我们十八岁》改编为电视剧，我去参加有关活动，到后先去了他们在江宁路的家。熟知影视创作的梅老（这时他已进入老年）提醒我，电影和电视并不是一回事，谨防被搞得失去品位变得低俗了。我连忙看了导演台本，发现果然如梅老所言，已使我的原作变了味，开机前夕当晚，我跟电视台主管电视剧的领导通了电话，表示我的意见说，改编本似已不再是我的作品，我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于我，这一电视剧已与我无关，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想再参与了。那位领导重看了我的原著与改编本后，同意了我的看法，决定立即中止，让我最好自己改编，仍由他们来拍。我考虑上海台对这种战争题材，可能不太适应，也就没有动手，这事就此作罢，他们已为此耗资不少，使我深感歉意。其中是非自可另议，我只维护了自己作品的纯正。不过促成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梅老对我的及时提醒，这使我对他一直心怀敬意。

　　其实我与梅老本来不熟，仅因芳藻大姐，我们才一见如故，他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后来他到北京竟几次来我家。当时我家没有电话，事先未能预约，他来了我却不在，就为我几次留条，恰又留下了他的“墨宝”式文物，见证了我们间的亲密友谊。又一次我去上海，是参加文艺出版社关于传记和纪实文学的笔会，芳藻大姐也出席了，曾一起交流文讯，会后我再去她家看望梅老，他已卧病在床，躺着与我交谈，因我正进行党史军史题材的写作，又认真对我说，尽可能为后人留下更真实更准确的历史，而不是虽也“畅销”，却是半真不假似是而非的伪史，这是文史作者的应有品格，他正主编的《文汇月刊》就是这么做的，都曾引起热烈反响。后来我也这么做了，曾出过几本书，但有几本却出不了，因为已涉及一些“秘史”，有的书稿一直压在自家！

　　新世纪以来我也老了，上海去得少了，即使去也身不由己，未能再去拜访二位。今年新春时节，芳藻大姐忽然来了电话，说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说自己也想念你，告诉她在《作家文摘》上，几次读到她的文章都如重见故人，很想向她报告近年的情况，并送上后来出的几本书，再告诉她当年曾同慰问团的小赵恋爱，后来又为什么没谈成等等。清明节过后我就去了上海，到后给她电话却无人接，我以为临时出门，或是住到孩子家了，因我在沪时间有限，就托来看我的沪剧院老院长、剧作家余雍和，写好她家电话地址，将我的赠书转交给她，随后我就离沪了。回京后接到上海电话，说是芳藻的外孙小高，我在沪时她正住院，我离沪后竟已仙逝，我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接着她女婿福林又来电话，说见到并读了我的赠书，知道我是其岳父母的文友，也为我们未能重逢而遗憾，他们父子又将二老的遗著及沪报上的怀念文章寄我，我一收到就急急拜读，正是从她的书中，看到此文前我引用的这句话，竟被她不幸言中！

　　由于我的原因，错过了再向二老求知求教的机会，此生除在朝鲜时，我与他们只见过几次，每次都有重大收获，如能不断交往，必获更多教益，但是我却错过了，并且从此失去了！尤其不该的是，我竟不知梅老是何时走的，我连向他致哀致敬的机会都已失去，又未能见上芳藻大姐最后一面，这都成为我的终生遗憾！从电话中得知，梅老是2011年辞世，恰是九秩高龄；芳藻大姐是今年4月20日走的，也已88岁，都属高寿，可庆可贺！只是他们的一生历尽坎坷，特别是姚老，全国解放前就坐过国民党大牢，迎来了新中国，正当意气风发为民高歌时，又双双蒙冤“反右扩大化”几十年，受够了罪吃足了苦，却又矢志不渝，人品文品一生不变，他们笔下不只再现了一个个文坛艺苑大师名人，更是浓缩了一段历史以至一个时代。正如梅老书中《追思阿丹……》一文所言，他面对病危充满遗憾的赵丹，“我的心默默地为他流着泪水”，“我要再次呼唤，不要忘记阿丹身上的伤痕，应该更好地爱护我们的艺术家。”

　　其实对于梅老、姚老自己，何尝不应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