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从小失去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并参加抗美援朝。一个人在苏北农村长大，没上过一天学校，抗美援朝结束后，地方政府发给母亲一张烈属证，写的是我外公光荣牺牲。坚强的母亲一个人就这样挺了过来。后来嫁给我父亲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卷烟厂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年代，我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当时由于刚来上海没有工作，靠捡煤渣、砖块等卖钱，以补贴家用。进了卷烟厂之后，勤俭持家、教育孩子。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家里的衣服越来越难以合身。上世纪70年代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黑白电视机等都要凭票。1972年夏天，母亲在单位里摸到张缝纫机票，与父亲商量后到百货店花了147元买回了这台蝴蝶牌缝纫机。要知道那时工资才40多元，大姐学徒才17元，一百多元钱可用于三个月全家的生活开销。记得这台蝴蝶牌买回来之后，母亲与大姐每天下班后用旧布、碎布练习怎样踏得针线密、齐、直，没过多久，我们身上穿的已焕然一新，后来我知道，为了学会用缝纫机，母亲的手因不了解缝纫机的性能受过伤。

　　这台缝纫机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母亲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含义。三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母亲一个人住，有时候会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这声音有着许多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故事。

　　时代在发展，这台缝纫机一年也用不上几回。搬新公房又将这台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的缝纫机带到新房。小外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时看到外婆坐在缝纫机旁缝衣服，还以为外婆在玩玩具。他们已不知道身上穿的衣服是缝纫机缝出来的，只知道要穿什么到店里去买、衣服坏了扔掉不穿而已。蝴蝶牌缝纫机静静地放在母亲的房间，我不知道一年里用过几次，但我知道以前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年都会给这台缝纫机上上油，保养一下，保养得比新缝纫机还灵活，因为一次我的衣服脱线，妻子用过一回，她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