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太原，天气没有转暖的迹象。太原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光焕还在家过寒假，但整个假期他都在焦虑之中度过。 

　　2011年12月，太原理工大学宣布对103名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教师解除编制。作为人事处处长的刘光焕期望：也许有人会在截止日期前回来？事实并非如他所愿。 

　　滞留 

　　公告是12月15日下发的，很快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其后被网友广泛传播。103的数字让一些不熟悉大学编制的网民觉得太庞大了，“怎么这么多人滞留国外？”“教师的爱国热情哪去了？”一时间，议论纷纭。 

　　在刘光焕看来，这个数字并不吓人，太原理工大学属于“211工程”重点大学，1997年三校合并后有4000名教职员工的编制，目前有教员1900多人，103人的比例不算太高。而且这些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后逾期未归的，是二十年间积累的结果。 

　　据记者了解，列入名单的103人基本上为1984年至2001年间公派出国进修，也有极少数是自费出国和探亲的。 

　　事实上，教师滞留国外的现象在国内高校中并非个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中便屡屡有人“逾期不归”。国家教委原副主任韦钰曾对媒体透露，1978-1996年间，国家公派4.4万人出国留学，回国3.7万人，回归率为84%；单位公派8.6万人，回国4.8万人，回归率仅为56%。 

　　“当时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多学校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太原理工大学一家。”刘光焕说。“相当多的人已经把学费交还给大使馆了，本来钱数就很少，才1年的学费，大约几千英镑。”吴长建说。 

　　对长期不归的教师宣布解除公职成为国内高校不得已的举措。山东农业大学在2005年曾发文件决定“不再保留刘芳等87名逾期不归出国人员公职”；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对包含出国逾期未归者在内的20名长期不在岗人员进行了处理；2010年，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不再保留毕戈等15名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公职”；2011年初，湖南大学清退包括6名教授在内的26名出国逾期不归教师。 

　　劝归 

　　“学校一直在想办法让这些人才回来”，太原理工大学外事处负责人吴长建说，之所以到现在才取消编制，和太原理工大学采取的感召政策有关。 

　　吴长建说，1986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在人才资源远不如北大、清华的太原理工大学，最终选择了争取这些滞留海外的人才回归学校的做法——长时期保留公职。 

　　逾期不归现象1996年以后开始改观。吴长建说，1996年，国家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出国留学要按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制度化程序进行，再加上国内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大环境好了，滞留国外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从2001年开始到目前，太原理工公派人员几乎没有滞留国外的情况发生了。” 

　　教育部官员的讲话证实了上述说法。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刘京辉秘书长在教育部2009年第6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已增至2009年的每年12769人。在应回国的45553人中，实际回国了44555人，按期回国率达到了97.81%。这比1996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据刘光焕介绍，逾期未归并非“不相往来”。部分逾期未归人员为太原理工大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科研项目的合作、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学术前沿的介绍上作用显著。 

　　原因 

　　2012年1月5日，面对记者采访，谷丰收教授并不避讳他曾经也是长期滞留英国的经历。 

　　1991年，34岁的太原理工大学讲师谷丰收被公派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一年。谷丰收是带着老婆和上小学的孩子一起去的，一年的期限很快到了，“这么短时间能学到什么呢，拿到博士学位至少三年。而且孩子的英文刚有点基础，至少应该在英国读完小学吧”。 

　　谷丰收选择了留在国外继续读书，结果没想到自己这一待，就在英国待了将近20年。 

　　“其实每一名滞留者有着各自的原因。”谷丰收说，除了自己和孩子的学业，让他最终决定留在英国继续学习的，还有英国看重能力的风气，在他所在的研究所，只要有能力就能竞争重要职位。而当年的太原理工大学还相对闭塞，很多职位都要靠资历。 

　　谷丰收早就把自己公费留学的学费——2000多英镑交到了中国大使馆。他现在是哈德斯菲尔德大学高级研究员（终身职位）、博士生导师，被太原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与谷丰收不同，太原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李瑞丰1994年开始曾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留学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到了国内。“那是因为志向不同。”李瑞丰说。 

　　也有相同的，李瑞丰至今仍然留恋斯图加特的黑森林和洁净空气、没有污染的河流，还有固执认真的德国人，“浮躁从来就不跟德国人沾边，德国人做什么事都那么踏实。” 

　　尽管社会舆论对“海不归”的滞留人员多有批评的声音，李瑞丰觉得自己颇能理解他们。他认为国外优良的学术氛围、优越的研究和生活、医疗条件，环保优美的环境，不悬殊的贫富差距，清廉的官员都是促成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原因。 

　　“除名不是最终目的，吸引才是最重要的。”刘光焕说，“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能使人才流失的状况得到不断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马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