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复旦上海医学院内，有一座不起眼的钢筋水泥建筑，可在医学院的教授们眼中，这里绝对是个“宝地”，因为这里每年为医学院学生提供近100具解剖遗体。遗体，几乎成为国内医科大学最稀缺的教学资源。

　　培养合格医师必须经过多次人体解剖

　　复旦遗体捐献办公室设在这幢楼内，复旦上海医学院临床应用解剖实验室主任谭德炎副教授是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他说：“人体标本是医学院最完美的教具，人体解剖学更是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一门基础课，特别是培养外科医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经过多次人体解剖，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师。”然而，谭德炎一直为遗体紧缺而烦恼，“一个成熟的医生在学习过程中首先与遗体打交道，才能学到基础知识；然后需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解剖对各类疾病进行病理分析和研究。在医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一个医科生本科阶段至少要解剖过一具遗体，一名医生从学生到成长为教授要解剖10具遗体。”而在复旦上海医学院，平均每8名学生只能解剖1具遗体，有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记者了解到，复旦的状况还算好的。据市红十字会的统计，现在上海各大医学院总共需要600-700具遗体，但每年上海捐献的遗体仅400余具。这导致部分院校医学生十分困难，比如上海中医药大学15-20个学生才能解剖一具遗体。而外地的一些医科高校，遗体来源更为紧张，一般数十人才能解剖一具遗体，有些学校甚至放弃了人体解剖，改为放录像完成教学。

　　遗体捐献与中国人厚葬传统发生冲突

　　谭德炎坦言，现在很多病人抱怨医生水平不高，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医科生缺少了解剖这个环节，是一个重要原因。遗体为何紧张？谭德炎认为，仍然是观念问题。遗体捐献理念与中国人厚葬的传统意识大相径庭，因而捐献遗体的人屈指可数。

　　1982年，上海领全国之先最早启动了遗体捐献工作，到今年已经30个年头。目前，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占全国的31%，实现人数占全国70%。上海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已有相当规模，可是登记归登记，要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有些志愿者去世后，他们的家属作为指定的捐献执行人，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完成遗体捐献。有些家属即使同意捐献了，也会提出种种疑问和要求，干扰了遗体捐献工作。

　　遗体捐献办公室的专职司机朱克明师傅每年都要出车100多次，在本市各区县接收捐献出来的遗体。朱师傅干这个活并不容易，经常会有家属“为难”他：总有人会问：“你们给多少钱？”朱师傅啼笑皆非，遗体捐献是公益事业，可很多人并不了解；有些家属则对他冷言冷语，甚至有人要他陪着他们哭。对这些，朱师傅已经习惯，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还掌握了上海各个区域的民俗，工作的时候尽量小心翼翼。

　　遗体捐献、解剖有着严格的流程规定

　　谭德炎介绍说，部分家属对遗体解剖有误解，认为一定是血淋淋的，事实上，在复旦，对遗体捐献、解剖有着严格的流程规定。学校专门设了一个告别厅，遗体摆上手术台前，先要和家人做一个告别；医学院学生使用遗体前都要鞠躬，态度毕恭毕敬；遗体解剖完成后，学校还会合理处理遗体，将骨灰交给捐献者的子女。整个过程井然有序，而且充分尊重死者的人格。据介绍，30年间有许多名人将遗体留在了复旦上海医学院，比如著名的教育家、数学家、前复旦校长谢希德教授去世后将遗体奉献给医学事业，画上了生命最完美的句号。

　　在复旦遗体捐献办公室所在大楼里，设立了一个“人体标本”博物馆，里面摆放着百余件人体标本。不过有些令人遗憾，记者发现，标本制作多在80多年前，很少有现在的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遗体捐献工作的艰难。复旦希望有机会开放这个博物馆，向世人展示人体标本对医学的作用。谭德炎说：“人死了，如果能让身体延续生命，那是一个人价值的最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