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本老相册，年轻的妻子笑靥如花，79岁的朱兴瑾决定挑选一张最好看的生活照，不久之后，人们就可以在福寿园“遗体捐献实现者电子信息触摸屏”上看到他妻子赵瑞月的老照片了。

　　朱兴瑾、朱静都是捐献志愿者也是捐献实现者家属，他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遗体捐献这一理念并加入捐献者队伍。

　　陪老伴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陈伟成和朱静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往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人。他们1969年结婚，此后42年一起种过地、当过工人，一度还曾两地分居。“我们这一生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一直很恩爱。”朱静说，2005年儿女先后出国，老两口卖掉市区的房子，搬到佘山养老。

　　可是，2008年12月陈伟成被确诊为直肠癌，3年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和十多次放、化疗。2011年8月，病情越来越严重的陈伟成作了一个决定——捐献遗体。“像我这种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办法，但总有一天会有的，我走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科学研究吧……”朱静一直记得老伴当初的话。“如果你捐，那我也捐。”她无条件支持他的决定。

　　8月11日，夫妻俩一起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在亲属签名那一栏里，他们互相为对方签了名。而儿女听说父母要捐献遗体，十分不忍，但面对父母的坚决，只能选择尊重。11月7日，陈伟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朱静陪伴他走完了从佘山到复旦大学遗体接收站这最后一程路，闻讯赶来的亲友在那里为老人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会。

　　朱静说，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是一件光荣的事，也是她陪老伴完成的最后一个心愿。

　　期待收到一封医学院来信

　　朱兴瑾曾经是公务员，妻子赵瑞月从企业退休，到了2009年，上海倡导遗体捐献已进入第27年，两位老人打算趁自己头脑还清楚的时候，报名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报名后没过多久，身体一直不大好的赵瑞月重病入院，昏迷36天后过世，最终实现了遗体捐赠意愿。

　　在朱兴瑾周围，有很多老人都愿参与遗体捐献，但老人的子女往往都不赞成。“不是子女们不开明，而是我们还要扩大社会知晓度，让更多人了解遗体捐献。”朱兴瑾说。

　　“说实话，我和老伴当初成为捐献志愿者的时候，是瞒着家人的。”朱兴瑾说，在老伴昏迷的最后日子里，“我们的女儿才知道了捐献的事，她震惊极了，但她还是尊重了母亲的意愿。”

　　“如今，我常常给女儿下点‘毛毛雨’，告诉她，有朝一日，要像支持老妈那样支持老爸完成心愿——遗体捐献，那是一件高尚、体面、有尊严的事。”朱兴瑾很欣慰，他的话女儿都记住了。

　　2009年9月，赵瑞月走后，她的名字铭刻在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从那时起，朱兴瑾每个月都要去看看，“去了才知道，那么多的陌生人都在瞻仰遗体捐献者！”朱兴瑾说，最让他感动的一个场面是，去年秋天，在纪念碑前，一大群医学院学生在举行纪念仪式，看着那庄重的场面，他落泪了。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每位捐献者家属都能收到一封医学院来信，那该多么让人感觉温暖。”朱兴瑾说，遗体捐献者把自己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很崇高；这种奉献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和精神激励，那无疑是对奉献者的最好纪念。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左妍  通讯员  许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