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专家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城市精神的同质化和标语化倾向。笔者认为，最根本，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界定城市精神，而在于如何培育城市精神。不论是城市的领导还是专家学者，在谈到培育城市精神时，都只是在精神领域做文章，诸如加强宣传教育等等，即使提出全体市民参与，也只是让市民参与提炼。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文中曾说：“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作为社会意识的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反映。换言之，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精神，取决于其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城市精神的能动作用。城市精神既有继承性，也有可塑性。城市精神就实现状态而言，可分已然与应然两种。培育与塑造城市精神，是已然与应然的统一，亦即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但要实现城市精神从已然到应然的转变，发挥其引领作用，就不能只在精神领域做文章，必须从改变现实的状况做起。

　　比如，大多数的城市精神标语中都有“创新”一词，但一个城市是否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关键取决于能否在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形成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培育改革创新精神，需要观念的支撑，更需要制度的保障。深圳之所以成为一座闻名于世的创新之城，主要不是因为深圳的创新教育搞得好，而是因为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支持创新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这种环境鼓励人们投身于创新的实践，从而使深圳人展现出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

　　再如，“开放包容”，也是城市精神标语中出现较多的词汇，但一个城市是否真正具有开放包容精神，关键是这个城市是否形成开放包容的环境，让各阶层的人都有真正的归属感。如果一个城市在政策设计上有“地方保护”的倾向，有对非户籍居民的种种限制，怎么能形成开放包容的精神？

　　只在精神领域打转转，只注重灌输的城市精神培育，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培育城市精神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广大市民能否从内心自发地接受并自觉地实践。为此，一定的宣传教育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是要从改变环境做起，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同身受。因此，城市精神的培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光明日报(杨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