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从未以大师自居。但他对大师的无知、偏颇却揭露得毫无留情。因为任何大师都有他未知的领域，也有他无知、浅薄、信口开河、幼稚可笑的一面。钱先生举了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以一个字、拉丁文中亦无意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管锥编》第一册上卷第4页）。

　　《奥伏赫变》（源于德语aufheben，乃不规则主动动词）就是扬弃。比如小麦收割以后，农民要趁风扬场，使糠稗灰尘飞弃，留下饱满的麦粒儿。应当承认，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的认识规律，是黑格尔第一个发现的。这一贡献，确实不愧为哲学大师。可是他说汉语没有奥伏赫变，则未免过于武断无知。钱先生只用了郑玄对《易》字一名三义的解释，就把大师的无知驳斥得体无完肤：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编》开头，之所以拿第一流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来祭旗，就是因为杨绛说的“因为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的语言”（《我们仨》第122页）。

　　这里我还想举出我最崇敬的小说大师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全盘否定来证明大师的偏执也会带来更可笑的无知。1906年他发表了《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一文，对莎士比亚大加攻击，批评得一无是处。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无意义的和不道德的。”我觉得这可能出自托翁嫉妒心理，动机是不可取的，是不甘屈居另一权威之下，让莎士比亚遮蔽自己的伟大光辉。《李尔王》中的思想，可能威胁到他的哲学和宗教信仰吧。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托翁对中国文化精华那种尊重那个准确的看法，反映出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博大深远的胸怀，不愧大师的称号。1906年9月，托翁复信辜鸿铭，表达了他对孔子、老子、孟子诸多中国哲人的浓厚兴趣，托翁说：“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将起着领导东方各民族的巨大作用（1911年托翁《致辜鸿铭》的信，在《东方杂志》发表）。”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跨入21世纪，它正在成为当下世界现实的新潮流。愚以为，不敢说领导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里，起着榜样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另一位俄罗斯的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态度，前后有过鲜明的变化，譬如他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877年9月9日，在他给他兄弟莫·伊·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你走后，我又从《安娜·卡列尼娜》中读到一些内容，你真不知羞辱，赞赏这种庸俗得令人愤怒的废话，这种废话为追求深刻的心理分析所掩盖。让这种心理分析见鬼去吧，分析的结果只剩下空虚和渺小的印象……”（《彼·伊·柴可夫斯基》第6卷第173页）。1882年2月柴可夫斯基在给另一个兄弟阿列塞·伊里奇的信中，却对小说发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你读读《安娜·卡列尼娜》吧，不久前我初次把它看完，欣喜若狂”（同上，第11卷第56页）！

　　钱先生对大师无知的态度，可给我们以启示：一不必大惊小怪；二不必求全责备。大师也是人，一非上帝，二非圣人。他们也会犯错误，说错话，说胡话。钱锺书只是向我们提醒一条：对大师，取分析的态度，万不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