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本案“不判不放”一拖11年，让各方都很痛苦。其实，如果司法机关能有所担当，做到“法律至上”，是不难做出抉择的。李是不是凶手，尚不能确定，但司法机关一直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按“疑罪从无”的原则，法院就应该宣判李无罪。

　　然而，本案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旦李被宣判无罪，就涉及巨额的国家赔偿，本案可能成为“赵作海第二”；而且案子是由法院宣判无罪、检察机关撤诉，还是由公安机关撤案，又涉及司法机关、相关官员责任的追究，恐怕谁都不想担这个责任。

　　此外，还有被害人家属的不断上访，明言不判李死刑，自己将有极端行为，司法官员在法律之外，又有“息访”“稳控”的考量，这才有了那份荒唐的“死刑保证书”。法律不再是本案唯一的准绳。这人为造成了案件的复杂化。

　　与被害人家属签“死刑保证书”，看似是“息访”，其实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当法院的患得患失高于公民的清白，法律的尊严又何以彰显呢?

　　新京报(法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