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发表了《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等中短篇小说后，我来到北京，参加为期三年的鲁迅文学院首届创作研究生班的学习。在此之前，我在大兴安岭师专教书，每学期都有固定的课时，创作只能在授课之余。

　　那个年代文学思潮迭起，作家们的创作也都充满激情。获得了整块写作时间的我，特别想把笔触伸向长篇小说，因为我心里，正孕育着这样一部小说。

　　我上初中时，我们那个小山村，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杀人案。在县城公安局上班的一个警察，开枪杀死了邻居一家三口：一对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儿子。那户人家还有一个女孩子，年岁跟我差不多大，警察想要对他家斩尽杀绝，追杀她时，由于射光了子弹，只好用菜刀。那个女孩梳着两条油光光的辫子，菜刀落到她脖颈时，她那粗黑柔韧的辫子抵挡了刀锋，逃过一劫。

　　这桩杀人案和这个幸存的女孩，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和主角。我将长篇命名为《树下》，在宿舍和教室，走上了长篇处女作的行旅。

　　这部长篇写得比较顺手，不到一年，初稿完成了。誊抄修改后，我将它给了一家出版社。可能那家出版社名家作品云集的缘故吧，稿件积压太多，这部手稿到了那里三个月，编辑还没来得及看。这样，我便在1991年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将书稿索回，给了在会议上组稿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元昌先生。丁先生是个资深编辑，非常敬业，很快看完，说书稿出版没问题，只是小说的标题取得不很理想，建议我换一个。我想到主人公七斗曲折的命运，想着她的未来也未见得有多大光亮，于是就更名为《茫茫前程》。书还没出版，我已对篇名改得不好而后悔了，所幸那一年《花城》杂志先期发表的，篇名还是《树下》。

　　《茫茫前程》是我的首部长篇，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对初出茅庐的我，是个莫大鼓励。小说出版后虽然没引起大的反响，但丁元昌先生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关注着我的写作。

　　200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沪召开了一个长篇小说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得以认识了郏宗培、魏心宏、谢锦等文艺社的领导和编辑。那时我手头正写长篇，郏宗培先生得知后，盛情约稿，并开出了当时来说很不错的一个出版条件，我便把自己的第三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可惜此书出版之际，恰逢非典，所有的图书订货会都取消了，书发行得不是很好。事后郏宗培先生一再惋惜地对我说：“书不错，可是赶的时机真不巧……”

　　上海处于大都市，我生活在小城镇。上海文艺出版社不鄙薄身处边疆的作家，不鄙薄我笔下的沪外风景，寒地故事，出版我两部长篇，那份感念，一直在心。

　　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岁，我四十八，它比我大一轮。按照民间的说法，我们应该同属。我属龙，它也应该属龙吧。愿这条上海滩的龙，在文艺的天空，呼风唤雨，再现辉煌！

　　明请读一篇《书缘与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