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蒙古歌手腾格尔的《父亲和我》，那缠绵深情的天籁往往会让我一下子跌入悲伤的深渊。

　　十五年前，也是在初夏，傍晚时分我还同老父在电话里有说有笑。谁知道两小时后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我们已经阴阳两隔，原因是心源性猝死。父亲虽年近八旬，却一向康健，怎么说走就走了？我欲哭无泪。我痛！我悔！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是一个小小的“红色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任私方厂长，还在工商联兼职。其实他为人善良厚道，一向谨言慎行，还自觉地接受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困难时期前后，他放弃政府赎买私企的钱款，还自降工资，捐献粮票。在家里，他是个仁慈开明的父亲，有时我淘气顽劣，他总是耐心开导，从没说过一句粗口，动过一根手指。他经常带我们去公园和博物馆，买书借书给我们看，还教我们做家务，学厨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多么可亲可敬!

　　六十年代我读高中，曾两次打入团申请报告，可团组织要我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同父亲在政治上划清界线。我苦闷极了，父亲的历史与我何干！不是说“重在表现”吗？再说父亲已经是一个多次获得先进称号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文革开始，我家被抄，父亲被斗。造反派还降了他的工资，并下放到车间里当裁纸工。这是个体力活，一天要搬上搬下几吨重的纸张。可怜的父亲默默忍受着这一切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折磨，从来不向我们倒苦水。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们这些“狗崽子”也被“不准革命”。看着“红五类”同学在校内校外叱咤风云，还去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联，我真有点埋怨父亲：如果你是个工人，哪怕是个小职员也好，我也可以有一条金光大道！记得那个寒冬之夜，我去人民广场听革命大辩论。十一点多，父亲好不容易在成千上万的人中找到我。在回家的路上，他轻声对我说：“我的成份不好，让你们受牵连了。现在形势很乱，你千万要小心呀！”我感动，我惭愧！父亲自己在遭受原罪，却还时时想着保护儿子！那年全国都搞上山下乡一片红，每个人都要献忠心。我不愿去农村修理地球，学校的工宣队就拉来父亲要他“帮助”我。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和深深的皱纹，我实在于心不忍，只得报了名……

　　终于，春风骀荡，中国老百姓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工厂为父亲落实了政策。退休后，老父还发挥余热，也畅游大好河山。他还经常兴致勃勃地翻阅法文版的书报，毕竟当年他是中法中学（今光明中学）的高才生呀！我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也像歌里所唱的：领着孩子，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而爸爸总是张罗了一桌好饭……我们也经常帮父母添置一些小件大件，聊表感恩之心。可谁料“硬扁担易折”，老父竟溘然离我而去！我好后悔：如果当初我能对他多一点关心和呵护，也许他现在还可以与年近九秩的老母一起颐养天年呀！

　　写下这篇祭父文，我已泪流满面。我在电脑上打开歌曲《父亲和我》。阿爸，在你的忌辰和父亲节前夕，你也许能听到我的感恩和思念吧：“是你创造了这个家/然后又创造了我/是你拉着我的手/从昨天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