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认为，我们国家虽然经济体量非常大，全球第二，但在国际上靠创新的品牌却不多。研发创新型企业往往几年都不赚钱，几年得牺牲很多的盈利，为了将来做出漂亮的一片产业，这个是需要极其长线的投资。不少企业家花功夫赚点快钱做短期的效应，却不愿意追求八年十年的投资项目。国内缺乏长期投资的环境。“硅谷的奇迹在于有钱没有科学脑袋的人，跟有脑袋没有钱的人绑在一块儿，互相不坑害共同推进大家的利益。”

　　要把创新企业和金融的需求绑在一起，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要保护好投资人和创业者双方的利益。“一个企业家的创新实践很好，但投资人不可能真的很懂，双方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黄明举例说，在美国，法律框架、环境、体制等都能较好实现这一平衡，比如企业的创新最终没完成，那么整个资产可能都归投资人了，或承诺的东西做到了，投资人和企业家一块分成，美国的法律合同中很多复杂细致的东西来保障双方的利益。“我们要把硅谷学好，不是光金融机构学的问题，政府要学，要设立极其灵活、极其严格的法律金融环境，才能使企业和投资者良性互动。”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说，要靠法律规范保障，投资人和企业家才能风雨同舟。而这一方面，无论金融服务者还是企业方面都还比较缺乏。

　　“中国的借贷基础设施，特别是抵押品的设计，主要让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成为了主要贷款的获得者，而不是创新型小型的企业。”硅谷银行董事长魏高思表示，如果能够重新设计，改变抵押品的使用方式的话，对创新型企业会更有帮助。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