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走过六十年了，从《蔡文姫》《茶馆》到《雷雨》《天下第一楼》，上海人依然对她情有独钟。这次他们带来五部戏，大都未上演票已告罄。首演的《知己》，取材于清康熙年间的一段史实，既非风月，又无搞笑，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针砭现实，大凡今日演艺巿场的商业元素好像都无。但竟然场场爆满，场内空气凝重，剧终掌声不息，由此可见北京人艺文脉相传，文化厚重。也可见上海观众的鉴赏水平，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一台好戏离不开一个好本子，这就好像一个城巿的发展先得有个好规划一样。多少年来，北京人艺重视编剧，在剧本上花的功夫很深，取什么材，选什么戏从不轻易出手。《知己》写两个读书人的故事：吴兆骞因科场案蒙冤，被朝廷发配宁古塔。他的知己顾贞观生性孤傲，为救好友屈身居相府十余年做门客，他自嘲为“偷生”。公子纳兰性德器重顾的才学，视他为良师益友。经顾贞观多年苦求，终于通过公子求得明珠说动皇上，放出吴兆骞。岂料从宁古塔出来的知己，已成魂不附体、处处阿谀的小人，顾惊诧之余愤然离去。据说编剧写这个本子花了近十年。选这样一个清史小插曲为大戏，编导一定有他们对现实的观照，而这份观照又能获得观众强烈共鸣，这就是功力了。 

　　在一个人与人关系日益简化为利益关系的世界里，“知己”永远是人们既渴望又难得的稀缺资源。即便是父子、夫妻、兄弟，也未必就是“知己”。纳兰性德对顾贞观可谓情深谊重，他读了顾贞观思念吴季子的两阕“金镂曲”深受感动，誓言要为顾“绝塞生还吴季子”，他是一个“以风雅为性命，以朋友为肺腑”的佳公子，但他并不理解顾贞观屈身坐馆明珠府的“偷生”之痛，所以他只是器材，是朋友，仍称不上“知己”。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的戏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笔墨，是对“知己”这种关系的深入阐述。人的一生可有许多朋友，但得一知己难矣。 

　　然这部戏的精彩之处是人的异化，吴兆骞流放宁古塔的悲惨遭遇虽未著一景一戏，但被救的吴季子卑躬屈膝，与罹难前的英雄气判若两人。虽从人物性格的变化看有点突兀，但终究让人们对宁古塔的非人境遇浮想联翩。环境对人性的扭曲是整部戏最为震撼的部分。你以为对这个人知根知底，是知己，其实并不知在特殊境遇下人性会变化，变得彼此不认识。如何看待这种变化，似是编导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探讨。顾贞观离开明珠府后遇吴兆骞的三妹，得知吴在官场春风得意，她的耿直夫婿却被贬，全家欲与吴断绝关系，顾却竭力相劝，他最后迸出的那句话：“毕竟我们谁都没去过宁古塔啊！”可谓点睛之笔。编剧郭启宏说：“知己云者，似有多种演绎，设若存在一百种，一千种，还会延伸出一百零一种，一千零一种，叫宽容。”这样的阐述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宽容只是一种态度，至多是理解对方，并非知己者在价值观上的认同，士可为知己者死，但士会不会为“被宽容者”死？肯定要打个问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宽容并非“知己”的准确阐述。且从戏的结尾看，顾贞观最后出城返乡，是满怀悲伤和迷茫，与戏开头进城追寻蒙冤的知己心情已完全不同。 

　　笔者倒有另外一种解读求教于各位：顾贞观那句关于宁古塔的慨叹，言下之意，如果我们在宁古塔呆过，是否也会变得像吴季子那样形神分离？这是严峻的拷问，是中国读书人的自省和纠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真能做到么？在这点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未必“知己”，只有经历过了，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历史上确也有苏武、司马迁那样虽受磨难但良知未泯的读书人）。只有共同的经历才有可能（但并不一定）成为“知己”。从现代人的眼光看，“知己”更像是一种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她是美好的，值得我们一生去寻求、去付出，但要真正得到很难，顾贞观最终也并未得一知己。或许这才是《知己》这部戏更为深刻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