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政府不断下达通知：不要围观外国友人。为什么要“不断下达”？无非是下达了不顶用呗！知道通知的不围观了，不知道通知的照样围观；大人变围观为“斜视”了，小朋友照样凑到外国人跟前。

　　那年代，不仅围观外国人，连中国人也围观。复旦大学外语教研室有位王晓玲老师，她是20世纪40年代初从德国嫁给上海一位药学专家的。她热爱中国，从夫姓，取中国名字。大家知道，“文革”前、“文革”中，教师少不了下乡改造思想。校方考虑到她的情况，劝她不要下乡了，可她自己不知是主动还是被动，抑或是同咱们中国人一样是化被动为主动，她反正是坚决要求下乡。不让人“革命”是不行的，她要下乡，只能给她“国民待遇”，让她到农村去。她到了农村，不得了，人山人海地围住她，看她的金发碧眼，听她的洋腔洋调。她自己没法劳动，同去的教师也没法干活，还妨碍当地社员的生产，最后只得让她回校。咱们怎么会如此喜欢外国人？道理很简单：“看稀奇”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从社会心理学上讲，爱看稀奇是正常的，不爱看稀奇倒是不正常的。

　　今天上海还有人围观外国友人吗？没有了！外国人在上海不稀奇了，来投资的很多，来从事各类经济文化活动的也不少。国际大都市正在上海成为光辉的现实。外国人喜欢上海是因为上海喜欢外国人，尊重外国人。选择是双向的，平等的。按“WTO”的规则，一定要给外国商人“国民待遇”。不给国民待遇是违规的；不过，如果给外国商人以“超国民待遇”，那也是新形势下的“新围观”，同样值得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