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经纪公司老总跟我说2013年我的“笑唱花腔”演出计划中有一项重头任务，巡演十个城市。具体的计划是，二十天内跑遍大江南北，两天一场，中间那天也并不是休息，而是在旅途中。我听完了，有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两天一场唱十场，我一个人的音乐会吗？经纪人该不是疯了吧？

　　经纪人一定弄错了，他把我，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歌唱家给当成流行歌星了。

　　有多少优秀的歌唱家一辈子都在梦想开一场个人音乐会。一个人撑起一场为时至少九十分钟的展示，需要的往往是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前期准备。而当一个艺术家耗尽精力和智慧终于完成了这种展现之后，听到掌声，听到喝彩，看到鲜花，看到无数张笑脸时，是怎样的满足，怎样的成就感，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在2011年底开始回归阔别多年的歌唱舞台，已经演唱了多场，用我特殊的表演包装改变了以往的循规蹈矩，改变了延续多少年的古老歌唱的传统形式，其目的很简单，让久别音乐会剧场的观众重进剧场！让我自己能更加自由随意地在舞台上开心演唱我喜欢的那些所谓高技术高品位享誉世界的古典美声名段。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要去和流行歌手们竞争啊！

　　经纪人于总问我：你说咱们接不接这个项目？

　　我如梦方醒：接不接？……接！这么多场演出，当然接。

　　其实我没底。我只是个贼大胆而已。天性乐观是我的精神保证，超级自信是我制胜的法宝。我想，十场就十场！不是要找回剧场中的热烈吗？不是要看到梦想中的成功吗？

　　那之后，我开始寻找。寻找精神支持，寻找事实依据，我得说服我自己能够顺利完成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找到了根据。这个根据来自我的演员妈妈。

　　我看到我妈妈的回忆录中记载，她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天津演出中一个月内连续演出了34场！我也记得我妈妈曾经对我说她在大跃进时期下工矿演出一天之内唱过三场！

　　于是我确认，二十天之内十场音乐会，我行。

　　今年二月最后一天，我们在北京机场登机去青岛，那里是巡演第一站。当时飞机误点，我坐在机场长椅上打起盹儿来。仅仅半小时醒过来，嗓子开始疼痛。我感觉后背直发冷，还没出发呢，咽炎犯啦！？那段时间正是北京闹阴霾天，我是不是“中枪”了？这话没敢和团队任何人说，心里犯着嘀咕，表面上没有出任何痕迹。

　　到青岛第二天，早晨醒来，只觉嗓子像刀割一样疼。我心中充满恐惧。立刻叫来公司助理小刘，第一时间去药房买抗生素，服下消炎。同时找出行李箱里的喉咙喷雾剂冲着嗓子猛喷。带着药是为了以防万一，谁知还没开唱这混蛋的喉咙就给我下马威！当天晚上演出还算顺利完成，因为按照病情发展规律声带还不会马上被波及。着急的是第二场第三场，我不停地祷告：祖宗哎，快点给我好哇！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头场演出之后，第二天喉咙非但不好，更并发了鼻炎！且来势汹汹，两只鼻孔完全堵住了。我接着翻找箱子里的药盒，找到另一瓶喷剂，嗓子、鼻子一起喷。必须坚持，必须完成演唱，这是我当时心中唯一的信念。第二场合肥演唱，声音微带沙哑，但未影响完整性，高音D竟依然很争气。看大家的反应，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喉咙在发炎，除了小刘知情，我乖觉地把这件事隐藏起来。

　　感谢老天，合肥之后，鼻子和喉咙的病灶都在好转中。我开始吹牛，看看咱这身体素质，除了吃喝睡就是飞在空中行在路上，然后就是上台连演带唱。是不是超级棒？

　　吹牛的话音还没落地呢，无锡站时忽然间右眼肿起来了！当时只觉眼睛发痒，这是过敏啊！来自空气还是房间味道？完全找不到原因。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在另一处出差的于总都知道了。电话中幸灾乐祸，问我是不是被人打了一拳？此时我早已经见识见雨胸有成竹，一面戴上墨镜一面保持着直立状态，告诉大家放心，晚上一定没事。到了晚上眼睛果然消肿，上得台去顺风顺水，台下掌声笑声尽在掌控之中。

　　之后的演出进入了无障碍状态。台上的合作者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歌唱家王凯蔚、中国音乐学院青年钢琴家田光浩，以及公司的舞台工作人员四人，加上我共八人团队，场场欢歌笑语，精彩纷呈。观众席一片热烈反响，座无虚席。途经青岛、合肥、无锡、武汉、重庆、东莞、深圳、惠州、郑州、呼和浩特，横贯南北十城，“笑唱花腔”完美收官。回京后，我对于总说，下面怎么着？再连唱二十场？

　　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