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的聚散与得失、书房的生成与营建，诗人绿原先生有一个出自个人深刻体验的联想：好比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但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又再摧毁，又再编结。绿原说，这种“同灾难较劲”的本领，在许多爱书人和读书人身上也不难发现。

　　诗人流沙河如此期望过：“鹪鹩所栖，不过一枝”。然而有多少年月、多少读书人，不是在动荡不安、苟延残喘和朝不保夕中度过，遑论书房。“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风骨卓立的诗人早已对书房不存幻想，“什么书房，我诅咒它！”“文革”中，红卫兵上门焚烧了学者柯文辉辛苦积攒起来的五百本书，他用阿Q的精神自慰：“莫难过，以后你还会有二千册书！”靠的是这无根据的幻想，一个爱书人平复了心灵深处的创痛。出于同样的原因，语言学家周有光在《有书无斋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句感叹：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编辑家谢蔚明因为“右派”身份被打入另册，全部藏书也被抄没，只留下了一张抄家前自己坐在书房里的照片。晚年见到这张照片，他想到的竟是刘禹锡的名句“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翻译家屠岸干脆就用“萱荫阁沧桑”为题来写自己的书房史，小小书房的窗外，飘飞的都是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风雨之声。

　　为了一个“堆书的地方”（陈四益语），许多老辈文人、学者付出了几乎一生的努力和艰辛。即使出生稍晚一些的如伍立杨、龚明德诸君，也曾发出了“伺候八千册要命的书籍，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竟真的要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慨。那么，一旦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呢？翻译家李文俊说：“即便调我去当广东省或海南省的省长，我都不干。”此即所谓“虽南面王而不易”。同样是翻译家的马振骋则说，只有书房才能使人们知道在哪儿坐下来，是会安下心来的。人生有涯而学海无边，因此，画家田原才有“愧对书房”的感叹。翻译家和画家高莽干脆谦恭地声明：“我的屋子，也配叫作书房？”

　　董桥先生应该是见过东西方书房多多的人了，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竟也引起他的回音。他的感受是：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其实，“访书的雅趣”又何尝不带“布尔乔亚的情味”。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藏书不如访书，访书又不如读书。因为，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藏书”相比——仍然用绿原先生的话说——就算你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可观的书房，你那几本破书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得读它。西谚云：一个人所读的书，才是这个人的气质最可靠的索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董桥又说，“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所谓的“乱叠”，当然不是指那些整整齐齐为“藏书”而集合在一起的书籍，而是一本一本地读过、用过，经过了几十年乃至一辈子或几代人的阅读和积攒而集藏起来的“蓬蓬茸茸”的书本。只有这样的书房，才是静水流深的、“活”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