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我从小对她就有一种既神秘又亲切的感觉。神秘，是因为她是历代古都，紫禁城这名字中的禁字便令人产生神秘感。亲切，那是因为与其相连的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我第一次接近故宫是在“文革”初期，那时全国有无数的学生涌往北京。我站在金水桥上，望着天安门下紧闭的城门。那年月进不了故宫。据说里面有许多皇帝留下的“四旧”，都是些封资修的玩意儿，不许看。御花园更是帝王将相靡烂生活的场所，看不得。可我内心知道，故宫里有许多珍奇的宝贝。那时的故宫文化就如此对立地投影在我不成熟的心灵中。我贴身领受了故宫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紫禁城的英译名最能说明：Forbiding City。禁字不再是神秘那般简单，它和禁止，禁区，禁忌，禁锢，禁令一起，使人有了恐惧感。

　　我第一次进故宫是1980年新婚蜜月。在太和殿前宽阔的广场上我张开双臂，昂首向蓝天：“故宫我进来了！”那时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帝的宝座，那精美细雕的做工令人叹为观止。我试图坐上一坐，最终却没敢。钟表馆和珍宝馆是轮流开放的，我们看了钟表馆。御花园里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与飞檐雕柱流水环廊相映成趣，使人留连忘返。太爽了，1980年的故宫使人顿生文化自豪感。“文革”前后的故宫使我领悟：文化是一种态度。

　　两岸关系改善后，北京故宫有了参照物，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严格讲，它不是故宫，而是一个博物馆，由于其中的绝大多数展品原存于北京故宫皇室中，冠以故宫之名也挺自然。最近这四五年，我随读书会几乎年年去台北故宫，我们随文物鉴定专家蔡国声老师去观赏南宋特展，随玉器大师汪哲先生去看玉器史展，随邵捷老师去领略《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传递出特有的文化态度。在布馆上，她既有按器物分类，又有按历史朝代分布，时空交错，全面展示物华天宝。每一位讲解员都自然流露出内心的自豪感，对每件展品都如数家珍，充满情感。同时，他们又十分谦虚好学。蔡国声老师讲解时，陪同的中年讲解员掏出纸笔认真记录。在那里，我们遇见过马未都先生，他身后有好几位故宫人员都在做笔记。这也是一种文化精神，使我深受教育。不得不提的是台北故宫精美的月刊。它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既专业精到，又让人喜闻乐见。特别是对于各类特展文物的剖析考据开人眼界，令人信服，这月刊值得收藏。台北故宫绝非白菜红烧肉那么简单，它以无与伦比的文化态度，将两岸的文化之根极其完美地展现于世人，它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后人，文化是一种态度。

　　由彼及此。今年我曾两次去了北京故宫，确切地说，北京故宫已很难称她为博物馆了。她已成了一个旅游庙会。沿着故宫中轴线，由南往北黑压压一片，各色导游小旗眼花缭乱，大嗓门的讲解此起彼伏。一位年轻的女导游，甩着马尾辫高喊：“大家往这儿看，这就是还珠格格赵薇第一次见皇上的地方。”不远处，一中年男导游，手扇遮阳帽大声问：“你们为什么要到故宫来？来故宫就是为了做一回皇帝！（众笑）做皇帝就必须知道，晚上太监们是顺着哪条道裹着宠幸的宫女奔向皇帝卧室的。（众大笑）”笑声里，故宫的历史文化就被聚焦和定格在大眼睛还珠格格和奔忙的太监身上了。

　　现在北京故宫每周一下午闭馆，过了十一点，大喇叭就通知：“请大家抓紧参观，十二点钟将进行清场。”那天，我和妻子十一点十分赶到石鼓馆门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已在忙于关门拒客了，离清场还有整整五十分钟，有二位导游在苦苦哀求：“票都买了，就让进去看了吧。”几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是一致的，表情也相同，铁面冷语：“别看了，里面没啥好看的，进来了也白进。”我愤怒了，嗓门也大：“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止语，下面两个字不是“我们”，而是“国宝”，他们似乎不懂石鼓文是中国书法的源籍祖典，如果他们懂，那简直就是……唉，文化真是一种态度。

　　其实北京故宫有许多非常值得看的东西。进了午门，不用再买票，东面的文渊阁就有三个瓷器馆，绝对可以与台北故宫媲美。西面的武英殿有书画馆，连续举办历代书画精品展，有不少稀世绝品。比如第六期中我看到了诗仙李白的草书真迹，激动了好一阵子。今年九月将展第七期。所有这些说明，有人在努力，可知者寥寥，观者更寥寥，我去了两次，文武两处没见一个旅游团，散客也稀少，真难为了这些宝物和为其操心的人。北京故宫的文化态度变幻在对历史的戏说中，扭曲于对游客的冷漠下，消沉在对文物的冷落里。两岸故宫中的文物，是历史见证者，她们静观着我们这代过客的所作所为。

　　写到这里，我想起《诗经·泉水》中的一句诗“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一个古老民族的重新崛起，在于文化的真正崛起。而文化精神不仅浸润在故纸遗迹里，更彰显在我们民族每个成员的生命态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