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藏家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购回的苏轼功甫帖墨迹，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这一展览与展前两日上博两位专家发表的继续辨伪之文，再度使这件墨迹成为焦点。对于这件书迹的学术辨伪与藏家的媒体炒作，还会继续甚嚣尘上一段时间。我并不懂书画鉴定，也无意对此墨迹越俎表示意见，但想说几句题外话。

　　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的真伪辩论，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老一辈的书画鉴定家启功、谢稚柳和徐邦达等，对于同一件作品，也往往抱有截然不同看法，或叹为神品，或斥为赝作，这都很正常。只要以求真求实为目的，摆事实讲道理，时间自然将给出公论。几十年前郭沫若主导的兰亭论辩，早已烟消云散，虽然其中也掺有某些非学术因素，但是通过论争和对相关文物书迹的深入研究，人们对魏晋时代书体的了解更趋清晰，对兰亭帖的可靠性也渐成共识。甲骨学界著名的家谱刻辞、契斋藏甲真伪讨论，也是真理越辩越清。在求真背景下的真伪论争，自然多多益善。

　　时至今日，很多文物真伪鉴定、辩论，因夹杂了大量利益背景、金钱因素，变得不再单纯。公众面对的是一个个天文数字般的文物拍卖价格、当事双方漫天的口水以及媒体的煽点炒作，本来严肃的文物回流、收购过程渐有变成一出出闹剧的趋势。我认为在这当中，除了社会的浮躁心态，还应当反思专业研究者和媒体的责任。

　　专业学术研究者，本来应该是一个社会判定事物“真”、“假”的终极权威，但是在商品社会下，因为利益驱使，部分研究者的职业操守丧失已是不争的事实。2011年曝光的伪金缕玉衣丑闻，已经让公众看清文物鉴定这潭深水底下的黑幕。研究者的信誉，就在这类越积越多的事情当中殆尽。一般公众，在面对文物真伪争论的时候，已习惯于对专业研究者打上一个问号。这类放弃底线只顾捞钱的鉴定家也许不占多数，但这些害群之马，是导致公众对专业研究者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

　　媒体需要制造和跟踪热点，本来无可厚非，但面对热点媒体更应努力秉持“求真”精神。前些年曹操高陵发掘之后，媒体报道不但极为表象，而且极有颠倒黑白之势，公众受到误导相当严重，以至于连我这种并非专业当行的人，都不得不对身边亲友的质疑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解释。功甫帖事件，我也几乎没有看到电视媒体客观、实事求是地从学术角度采访和调查，而多是停留于浅表的事件描述和数字的渲染。相较一些纸媒在功甫帖事件上更为专业的追踪，我认为受众群更广大的电视媒体、网络新媒体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