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做导演当然难。我对片场的流程不陌生，但是要在一个镜头里，关注灯光、声音、布景、服装、化妆、机位等等的一切！而电影，就是由每一个镜头组成的，所以是“全方面的操心”。我做导演，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

　　而做演员，很单纯。只要关心自己如何演好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天上见》拍完后，我并没有想要导演下一部电影的念头。骨子里，我不喜欢发号施令。我还是想一辈子演下去。

　　问：你怎么看待契诃夫的《海鸥》？

　　答：我2005年第一次演《樱桃园》时，对契诃夫的了解还是很少的，就这么演了。我现在反反复复地看契诃夫，就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海鸥》体现的，就是上天眼睛里的荒谬的生活，是众生相，其中每一个人都有可怜、可悲的地方。它抽离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把它排成了悲剧。何冰告诉我，他看赖声川导演，孙强、剧雪、阎楠主演的这一版时，第一次看到了以喜剧形式排演出来的悲剧。

　　问：你怎样看待上海的演出？

　　答：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赖导版《海鸥》，把情景搬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匠心独具。让我们不熟悉俄罗斯人名和文化的人，有贴近感，也使得生活本身的荒谬，跃然台上。但是我更期待，在上海看。北京是首演，现在更熟稔。北京首演是“刚刚烤好的面包”，上海演出是“摆好盘的面包。”

　　问：成为母亲后，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答：做母亲能让我明白哲学上的疑惑：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来的时候忘记我们是怎么来的了。这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台词：“生命是什么？一根胡萝卜就是一根胡萝卜。”孩子出生了，就是要喝奶，没那么多所谓深刻的内涵。他们是那么不加掩饰，让我也明白生活有时不必多加修饰。

　　当孩子刚出生，我手足无措时，我的一个朋友说得特别好，你别想那么多，爱他就好了。孩子的童真，是艺术家的瑰宝。很多艺术家就是保持了孩子的率真与灵性。我们长大了，封闭了，所以反而不灵了。　　　　　　　　　　  本报记者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