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说法的争论几乎贯穿整个时代

　　彼得·凡奇医生没有动摇，丝毫没有。1963年11月，一位73岁店员内森·戈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凡奇医生在给这位病人出具死亡证明时，直白而耸人听闻地写道“洛杉矶烟雾”是致死原因之一。县卫生局在国际已知的疾病列表中找不到空气污染这一条，因此不同意他的观点，并断然拒绝了戈登的死亡证明书。县法医西奥多·柯菲解释说：“如果部门接受了凡奇的验尸报告，那么等同于打开了投机认证的大门。”他认识到，要是开了这个先例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付出法律代价，因为那些惯于趁火打劫的律师是不会放过这些机会的。早在一个月以前，县高官开始为这种局面忧虑不已，以至于要求他们的律师为他们做出无责任担保。经过调查，该县法律顾问办公室告诉委员们，他们在照规办事时没有恶意、受贿和不良动机，因而免于诉讼。不过，政客们对此仍然胆战心惊。他们得知其他本地医生都在接到法医电话之后把烟雾从致死因素中删除，虽然柯菲一直没有承认。

　　给出证据的重任落到了医生身上，但非医务人员觉得他们看到的不是字面上的辩驳而是自高自大的狂言。凡奇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是个好心的医生，”他说，“但我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市民，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凡奇之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他曾经把空气污染列为一个因咳嗽而血管爆裂的80岁老人的死因之一。凡奇相信烟雾中的某些成分能够严重刺激人的心脏，使其过度紧张。有冠状动脉病史的人群对这些成分尤其敏感。他同事的病例会支持这个观点，事实也确实如此。

　　20世纪20年代末期，烟雾和健康危机还没有同时出现的时候，一位当地医生就曾经把烟雾作为一位69岁女性病人死因之一列出，他就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巴罗，备受尊敬的洛杉矶县医协会会长。一位同行后来回忆道：“其他医生都没有勇气把烟雾作为死因。”30年后，这个医学协会的污染委员会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吸入洛杉矶深受污染的空气会缩短寿命。该协会烟雾小组主席弗朗西斯·波廷杰医生在1953年说：“我知道的情况是，患有肺部疾病或者（鼻部）充血的人离开这里到了别处以后，病情都会好转。”考虑到其他医生把烟雾作为病原体的看法，他这么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几乎同时，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外科教授在国会证词中说道，空气污染可能比吸烟更容易导致肺癌。

　　与这种令人恐惧的理论相反的观点认为，空气污染完全无害。关于两种说法的争论几乎贯穿整个时代。烟雾长期效应不被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统计学上强有力的、可重复的证据。这是因为，虽然烟雾问题在医学界早已臭名昭著，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在实验室研究中，烟雾对于人体的效应像个胆小而狡猾的小妖精一样让人捉摸不定。这种情况在凡奇医生发表那番勇敢言论之后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他们发表环境恶化造成的病例的观测报告，洛杉矶医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与之相对立的是一个商业机构，他们对于空气污染物引发疾病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而要求对此加以证明。他们一直认为自己之前曾被不公平地当作替罪羊，所以渴望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因此，对于一些医生来说，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没有磁共振成像仪器，没有全面的血液检查，更没有硬盘里满满的相关文献，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在病人身上看到的，以及用听诊器在病人身上听到的来加以推断。基于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认为，洛杉矶的空气肯定对人体有害，而且可能致死。在1952年致市长的公开信中，医学协会推荐了一个健康方面的研究，其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统计分析结果。根据一项协会成员间的民意测验结果，91%的人相信烟雾在破坏病人的健康，从鼻腔直至身体内部器官。

　　命中注定一般，事情的发展就如医生们所预言的一样。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烟雾健康危害的报告与20世纪60年代的相比较，便会发现两者极为相似。1955年，忙碌而气质出众的南加州大学病理学家保罗·科廷博士引领了研究的热潮。他对烟雾在喉癌和肺癌日益上升的发病趋势中的作用有所察觉，但不确定抽烟率增加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在一篇1955年与他人共同执笔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期刊文章中，科廷把寻找这一答案比作微生物界的医疗难题。在这两个问题中，一些未知变量，如暴露时间和强度、遗传差异和生活条件等，都会干扰结论。后来，他注意到小鼠暴露于空气污染物中以后身上的肿瘤变化极大。他也肯定空气中的毒素是导致癌症的因素之一。但是，获得准确的概率完全是另一回事。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受人尊敬的助理院长西摩·法伯博士在1961年指出，他通过数值计算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科廷的发现。他说：“统计研究表明，呼吸系统癌症确实和空气污染有关。”他补充说，“虽然不太确定但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烟雾对于支气管炎、哮喘和肺气肿患者的病情有恶化的作用。”在烟雾严重的日子里，男性吸烟者甚至衰弱到无法走过半个街区。

　　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官场，烟雾和癌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视情况而定的，可操作性很强。艾森豪威尔的卫生部长不经过三重确认一般不敢给政府出具官方意见。这种充满斗争的环境造就了以下局面：官员们处于哈姆雷特式的困境——是先发制人还是冷静地逐步改变。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是格里斯沃尔德确实处理得干脆利落，例如在公众健康面前政府毫无胜算的局面。这位洛杉矶烟雾治理者不能摆脱他吸入的东西，就像几十万烟雾区市民无法摆脱他们的痛苦一样。如果说空气污染只能造成暂时的刺激和视觉干扰，那为什么还要轻率地冒险放弃那些拥有数百万雇员的企业呢？另外，如果污染会慢慢扼杀整个城市，甚至有令其毁灭的危险，那不应该马上开始处理吗？由于数据处理和分析刚刚开始，科学界和医学界还没有绝对肯定的答案。被这种局面困扰的权威部门通常只能对人们报以同情。一份空气污染控制局（APCD）的早期报告指出，人们忧心似焚是可以理解的。它还建议通过医学研究来处理未来地方官员因为不擅长而加以回避的问题（可能的话鼓励诉讼）。报告说：“他们恳求帮助，这不能掉以轻心。”随后一份可能发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后续研究手稿也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报告中提到，县医学协会于1956年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95%的受访医师提到了“烟雾综合征”，其中包括常见的呼吸神经系统症状。研究人员已经知道，空气污染物可以在人们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肺造成损伤。对于居住在高速公路和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来说，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会给他们带来类似的风险。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死亡和吸入烟雾之间存在联系。对地方研究主管莱斯利·钱伯博士来说，缩小观察到的资料与科学验证之间鸿沟的要求十分迫切。或者，如他以斯波克（美国电视剧《星际迷航》角色，以理性、逻辑和无感情的说法方式著称——译者注）式的口吻所说的：“从空气污染控制机构的角度来看，弄清不同成分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与其致病、致死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长期而切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