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沈芸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获电影理论专业学士学位。1991年起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做编辑。2000年调入该中心研究室。著有《我又一次见到了我的祖父夏衍》等。编著有《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中国电影产业史》。

　　“二流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只从知道的“文革”后期写起…… 老北京都懂，四九城的城区划分有“东富西贵”之说，而熟悉东城的人肯定知道南北向的朝内大街，那条街上有著名的朝内菜市场、老外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南小街是一条离人文社最近的东西向的街，是叫“小街”，其实这条街并不“小”，24路公共汽车穿行在这条街上，直达北京火车站。我爷爷和他的“二流堂”朋友们几乎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家住南竹竿胡同113号，黄苗子郁风、王世襄、张光宇三家人住在芳嘉园的一座院落里，黄永玉、张仃住在大雅宝胡同的“美院”宿舍，胡考夫妇住在竹竿胡同张姨家“阴暗的角落”，吕恩家住在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大家同属“东富”，很近，走路不超过15分钟。有时要通知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事情，电话就打到我们家，由我走去他们家传话，我记得，先要经过一个破破的小早点铺，那里卖很好吃的糖火烧、蛤蟆吐蜜和糖耳朵，再过去新鲜胡同的隔壁就是芳嘉园了。最近的要数竹竿胡同的张姨，她经常是趁早晨买菜的功夫就来我们家溜达一圈，坐下喝杯咖啡，聊上两句，回去做中饭也不耽误。唐瑜、叶浅予王人美的家稍远，住在王府井。

　　一

　　1975年以后，我爷爷从监狱里出来，“文革”进入了后期，政治气氛略微松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闻风而动，伺机活动起来，但毕竟只能是半地下。牛鬼蛇神们的能量就是大，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也不会亏待自己的嘴。某日，快傍晚了，大人们忽然忙碌了起来，翻出呢子的衣服现在熨衣板上烫，说是要出去吃饭，我也被带上一起去出客。那是在马彦祥童葆苓家，一桌子挤满了“二流堂”及准“二流堂”的男男女女，气氛局促。我被夹在他们中间，好像是紧挨着马彦祥。那桌菜，我只记住了白汁蹄髈，炖得好酥烂，香气直往鼻孔里钻，肥嘟嘟、滑糯糯。我那时小，筷子还用不好，夹不住。旁边的大人给我夹了一块连皮带肉的蹄髈，我用调羹在碗里滑着吃完，浓浓的白汁糊满了我的小嘴巴。 

　　这仿佛是我人生的第一只蹄髈，从此，我对我爷爷“死党”们的记忆多半都与吃紧密相关了。 

　　胡考和张姨开始恋爱了！这是春回大地的好兆头，朋友们奔走相告。48岁的张姨开始下厨学做菜，每天到菜市场去拉关系，居然花5元钱买到了一条鲥鱼，清蒸鲥鱼！让彼此觅得知己，将这场风花雪月的事推向了高潮，饭桌上变换着各种新节目，他俩恍然是回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会儿发明了用高压锅烘咸面包，一会儿又说喝咖啡要用盐来调味……不亦乐乎。 

　　春暖花开……蛰伏在地下许久的“二流堂”聚会变得常态化、公开化。唐瑜在《二流堂纪事》里写道：人们又在春天里飘飘然了！在王府井北梅竹胡同他的家，黄宗江建议设“北梅竹饭庄”，一听到开饭馆，大家都来了兴趣，有人提议请黄永玉的太太梅溪主厨，黄宗江出国时“又搜集了一堆餐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鲜；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忽然有人传来两句话，夏公说：‘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这话我想了几天，最后决定取消，因为我当时考虑老头的想法绝不止是吃光的问题。” 

　　二

　　“二流堂”大都是以江浙、广东为主的南方人，移居北京后，他们的南腔并没有变成北调。饮食上，要想在北方保持南方的口味，与在1949年以后要想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的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几十年的运动中，身份、地位、财富、职务、住房等身外之物都已今非昔比，但是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质却顽强地保持着原汁原味。譬如说，他们从没有体制内思维，也不存在依赖体制的思想。心中有人、眼里无官，唐瑜曾在60年代公开撰文批评老朋友、当时已是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蔡楚生，指出他导演的《南海潮》在创作上的退步和失败。他们对待朋友讲究意气相投，合则聚，不合则散。朋友间不分彼此，当面开销，调侃、嘲讽、揶揄是常有的事儿，郁风说过，交黄永玉这样一位朋友是需要肚量的。 

　　写“二流堂”，如果不写到吃货， 就没有真正搞懂他们这群人。至少，我认识“二流堂”是从吃开始的……这群有个性要求的人的聚会，最合适的选择一定是私家菜。 

　　吕恩的儿子Jimmy小时候没少到芳嘉园去蹭饭，他用文字详细描述过王世襄亲传的吃螃蟹经，王世襄不是正宗的 “二流堂”，属于外围，很少参加“二流堂”的活动。他是社会上公认的美食家，但在“二流堂”一个赛一个能干的太太们面前，他很乖，不多说话，太太们给什么吃什么，不挑剔也不炫技。我在我们家的聚会上见过他大吃“柳泉居”的豆沙包，可见是偏爱吃甜食的，当然那时候的“柳泉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泛滥，它的豆沙包和“丰泽园”的银丝卷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 

　　王氏吃蟹经不是独创的，跟“二流堂”的吃法没有区别，可以称为“堂吃”。“堂”里面的人个个是吃蟹的“老鬼”。齐燕铭夫人是位胖奶奶，我小时候喜欢靠在她身上看电视，吵着要坐软“沙发”。有一次她在我们家吃螃蟹，过后又上来一道汽锅鸡，冯奶奶吃了一口抿着嘴说，蟹吃得眉毛“鲜特勒”，吃什么也没有“米道”，鸡啊勿灵格……现在大肆炒作的“秃黄油”在这帮老饕嘴里并不稀罕，张光宇的太太汤素贞是“二流堂”座上客，尤其是在我们家的聚会，她是必到的，张家的规矩大得很，每次总是由子女把她送来，然后就自动离去，从不留下来上席，回去由顺路的朋友送。大家对老太太的官称是“张家姆妈”，她素净、典雅，清清静静，在圈子里很受尊重，她每次到了以后，先是去跟我爷爷寒暄问候，再跟朋友们打过招呼，然后就坐在一旁不言不语，张姨的热闹是一道风景，张家姆妈的安静也是一道风景。我听过她讲的最多的一次话是关于“炒蟹粉”，那可是她们苏州人的拿手，大概就是螃蟹上市的季节，超过三两以上当然要清蒸，小的就用来拆蟹粉，用猪油炒，装罐后蜡封，跟各种食材搭配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如果只用膏黄，不要蟹肉，不就是今天卖得奇贵无比的“秃黄油”？！ 

　　张家姆妈、张姨、“大清帝国”苏曼意（戴浩的太太）和黄永玉夫人张梅溪，被“二流堂”堂主唐瑜封为京城“四大女名厨”。有了前面“北梅竹饭庄”的典故，唐瑜家的菜一定是错不了的。90年代后期，唐老人曾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太太李德秀在我家的厨房做过两道菜，令人惊艳。沙嗲牛肉，先要将牛里脊片用沙嗲酱拌匀、腌制，然后把西芹斜切片铺盆底，牛肉片在热油中滑熟后迅速倒在西芹上，浓郁的沙嗲和脆爽的西芹，吃到嘴里是一种复杂的刺激感。另一道是香茅咖喱鸡，香茅和咖喱配合得正好，不像现在外面吃到那种，椰奶味道过重。 

　　三

　　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落实了政策的“二流堂”各家分别开始调整住房，我们家从南小街搬到了北小街，相距两条小马路，中间隔了一条朝内大街，北小街46号虽然比原来的那个院子小多了，但毕竟是个独院，而113号已经在“文革”中被霸占成了大杂院，与我们房间一墙之隔的还是一家“革委会”的恶邻。胡考张姨家先是搬到宣武门国华商场对面一座居民楼的两居室，后来又搬到了海淀区二里沟东口的外文局宿舍。黄永玉一家搬进了三里河的高干院，黄苗子郁风住到了团结湖，唐瑜和戴浩的家都在虎坊桥……原本住得很近的朋友们分散开了，却丝毫不影响大家聚会的热情。这样，我们家的院子就成了新聚会场所，尤其是每年我爷爷九月初八的阴历生日。张家阿四告诉我，他的爸爸张乐平先生曾在北京不止一次参加过 “二流堂”的聚会，一次是1979年的“扩大会议”，即被吕恩阿姨写进文章的“劫后重逢”。另一次是在我们家，吃到了张姨做的菜，赞不绝口，我想应该就是在46号的新家了。 

　　这一段时期的“二流堂”聚会， 基本都是由张姨来主厨，她到底是见过大阵仗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当年在上海做市长夫人（她早年嫁给过国民党的吴绍澍）时，家里用的是广东厨子，什么没见过？！之前，她要先列出一个菜单，从冷盘、热炒、主菜、汤锅，一直到最后的甜品，一应俱全。这份菜单，她要推敲数日，幕后最好的军师当然是胡考，等定下来以后，开始亲自采买，烹饪的过程全部由她一人完成，保姆只是收拾厨房打下手。她在选材用料上挑剔而节俭，像那时北京稀罕的油菜，她会用外面的菜帮菜叶做猪油咸肉菜饭，留下里面的菜心与香菇一起清炒，这个习惯到现在我也有。张姨做菜喜欢创新，她用蛋黄和色拉油自制沙拉酱，不断的点油，并用调羹顺时针一个方向地搅，这个我们小时候都会做，但关键是她要在里面混合进一些芥末，配出一种微辣略呛鼻的独特味道，这种酱是用来做凉拌鸡胗的。她还借助苏菜“松虾”的做法，将小河虾挤掉壳，用蛋清将虾仁调松，加料入味，做成饼状后入油锅煎，食用时佐泰康黄辣酱油，有中西混搭的效果。我爷爷每年的生日，家里源源不断的蛋糕让我们一直吃到腻，张姨知道爷爷是不喜欢吃奶油蛋糕的，所以，胡考给她出了个主意，烤一个中式蛋糕给我爷爷吃，不放黄油，不放芝士，果料也由葡萄干换成桂圆肉，对此发明，她得意洋洋。 

　　火腿，“二流堂”的每个人家几乎都爱！江浙人一定是要选金华火腿的，云南的宣威火腿只能是偶尔为之，不会成为主流。围绕着火腿，每家都有桥段，我们家几代人的习惯是年年要从南方带火腿，有一次，我姑姑陪爷爷回浙江、上海，回来时带了一只火腿上飞机，等提取完行李后发现把那只火腿丢在飞机上了，再忙着返回头去找……这件事成了我姑姑“马大哈”的铁证。去苗子郁风家吃过饭的人不会很多，我吃过一次，其中有一盘蒸火腿很有风味，做法可能跟蜜汁火方差不多，先煮后蒸，只是没那么甜。郁风有一次颇得意地说，杭州农家乐的一锅火腿吊鸡汤，当即就把黄苗子这个广东人给搞掂了，那表情像是在讲黄苗子当初追求她的恋爱故事。晚年的叶浅予想吃南方菜，张姨常给他做好送去，他的回馈就是让女儿送来的一只火腿。张姨对火腿各个部位的用法都很讲究，她用火腿圈子和小蹄髈文火慢炖几个小时的金银蹄汤，是一道老派人家都会做的菜，而我最喜欢吃漂在汤上的白煮蛋，蛋白上划过几道口子后，很容易入味，吸满了火腿和蹄髈肉的肥美鲜味。

　　四

　　“二流堂”的大规模聚会是在我们家，而经常性的小型聚会是在二里沟东口的胡考张姨家，由于他们家的单元房地方有限，餐桌用两个折叠桌一拼，坐下十来个人。胡考热情、好客，喜欢人多热闹，更因为他得意自己的夫人是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美厨娘”。我始终觉得，上饭店不是“二流堂”聚会的风格。 

　　有过一两次例外，一次是“二流堂”的基本成员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在莫斯科餐厅聚会，我们家的第二代代表我爷爷参加，第三代只有我一人。当年北京的西餐馆只有老莫、新桥饭店六楼和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几家，跟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老莫”里的奶油烤杂拌、黄油鸡卷、罐焖牛肉、罗宋汤和树根蛋糕，这些俄式的菜品似乎在当时已经给西餐定下了最高标准。那次出席最特别的人是从上海赶来的电影导演陈鲤庭，他的前妻是我姑父的大姐赵慧深，赵慧深在影片《马路天使》中饰演的小云深入人心，很多老人都说，她在舞台上扮演的繁漪才是不朽的经典。她在“文革”中自杀了，后来陈鲤庭在我们家谈到她时很伤心、很懊悔。另一次是1988年，我爷爷拿了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奖”，要与老朋友们分享，请大家在昆仑饭店吃本帮菜。当时的昆仑饭店由上海锦江饭店管理，张贤秉总经理是我爷爷在上海的老部下，主厨也是“锦江”的班底，所以，那顿饭的环境和菜品都很有私家的腔调。

　　1986年秋，我们家搬到了西城区大六部口街14号。一座交通便利、宽大敞亮、景致优美的四合院， “二流堂”的聚会在这个院落里走向了最后的时光…… 

　　1995年2月，我爷爷走了。秋冬，张姨走了。在他们之前，胡考先走了一步……爷爷不在了，那座漂亮的院子里黯淡了很多。但是“二流堂”的聚会照旧在我们家举行着， 像是大幕落下前的“尾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着我们家搬出这座院落，“二流堂”的聚会渐行渐远。再往后，老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郁风、丁聪、唐瑜、黄苗子、吕恩、高汾……他们把聚会的地点搬到了天上。 

　　因此，我把记忆定格在：2000年，曲终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