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我进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一天，在五层阁楼的一个大木箱里发现有四厚册装裱过的年画集，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册年画集子居然是国内外收藏上海小校场年画数量最丰的一批，几占存世上海清末年画的三分之一，而我竟然有幸亲眼目睹，亲手摩挲，这是何等的运气呵。当时就被这些色彩鲜艳，构图饱满，内容新奇的画所震撼，让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木版年画原作的人一下子就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并勾起了探索研究的强烈兴趣。以后的时间里这些画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它们也成为我始终未能忘怀的几个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我在书山报海里巡游，虽然相关史料是那样的少，社会关注也几乎为零，以致在专业圈中不知年画产地还有上海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上，我仍锐意穷搜，勾稽爬梳，不放过点点滴滴的线索，并记下一页页蝇头笔记。正因为有着这些经历，1999年和2001年，我两度代表上海图书馆到香港举办年画展览，并有底气站在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讲堂上开讲，讲述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流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进一步重视，以冯骥才先生为首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年画列入为民间文化普查的第一个专项，中国木版年画的各个传统产地也随之开始立项普查，并正式启动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项多卷本的大工程。近代上海在开埠后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迅速超越各地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这种经济繁荣，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新的官绅富商，同时也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物质丰饶之余，随之产生对文化艺术产品的必然需求，从而催生出有着强烈地域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海小校场年画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和繁盛。作为小校场年画产地的上海，2004年由“民协”出面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提出立项普查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上海小校场卷”也得以正式列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出版计划。工作于2005年开始，其间却因遭遇诸多困难而一度停顿，以致拖了即将完成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项宏大工程的后腿。2009年末，我因眼疾住院治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新任秘书长忻雅华捧着鲜花到医院来看我，希望我出来担任小校场年画卷的主编，重新起头，不要让好不容易立项的这项工作半途流产；但时间很紧，留给我的只有半年多的工夫。记得我只是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就爽快答应了，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更主要的是这几年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关注相关领域的文献和研究，在图和文方面都有所积累，否则我万万不敢伸手来接这个半空抛来的“烫手山芋”。接下来就是紧张而有序的工作，2010年的春节和五一休假，我都是在电脑旁度过的。当我码好最后一个字，将书稿完整地交给中华书局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了。经过秋和冬的往返修改校对，2011年的春天，这部书稿终于赶上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最后出版，并得到了很高评价，我也因此荣获特殊贡献奖，并代表全部22卷的主编上台发言。

　　“小校场年画卷”出版以后，我感到在这一领域仍然有着太多的谜团有待揭秘，需要更多的人去为之努力，我愿意继续去当一个辛勤耕耘的农夫。作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终结地的上海，小校场年画自有其和他地年画诸多的不同之处，而城市化和商业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纲举目张，其他一切都能豁然开朗。我在研究中注意及此，对小校场年画的创作团体、版本变化、店坊分布、制作和销售特点及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存世量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注重年画作品的个案研究，并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则是继“小校场年画卷”之后这本小书的另一特点。

　　最后，介绍一下我的助手严洁琼小姐。她跟我做年画研究，是《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的副主编之一，本书则是进一步研究的合作成果。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都市风情——上海小校场年画》一书后记(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