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诗，犹如木乃伊，考古新发现，忽然甚嚣尘上，连篇累牍起来，不仅有整版文字推介，而且配大幅“剧照”：一男西装，一女长裙，手捧大大的硬壳刊本，女孩很文艺：左脚跟靠着右脚心：“丁”字步，提臀吸肚、昂首挺胸，左胸前垂一根粗辫，特清纯，不像朗诵，更像合唱；不是表现，而是表演。就我的感觉，上世纪80年代后，新诗，异为现代诗，如同现代画。现代画：缤纷而抽象，宜猜不宜看；现代诗：诡异而朦胧，宜看不宜听，因为听不懂！诗是内心的表现，不宜用形体表演。但今天是“炫”时代，首选“拗造型”，讲究仪式感，诗会成了舞台剧。 

　　对于诗的整版报道，字里行间居然寻觅不到一句诗，我隐隐约约有些感觉：是事件，非诗歌；是炒作，非报道。 

　　三十多年前，“文革”刚结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学子都在做梦，难免幻觉，落在笔下纸上，一片烟雾缭绕的朦胧诗。那时的大学校园，有纸就有字，有字就有诗。夸张的说法：“一片落叶上，有七个人在写诗。”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尤其新诗，因为没有形式、没有束缚，甚至没有韵脚，可以有病句，可以读不通，可以看不懂，七翘八歪的文体，归不了其他体裁，统统归入“自由诗”。自由体就是一钵头的“烂污三鲜汤”。那时诗与文不分，有一字诗《生活》：“网”。有长句掰断，分行即诗，比如拙作《台湾来信》）：“信/是落叶/带来/树对根的问候”。看不懂的叫朦胧诗；看得懂的，叫白话诗，谑称白开水，雅称“白居易”。那时，最荒唐的文体是新诗，最荒唐的人群是诗人。校园里见到出位穿戴、出格举止，首先想到的是花间派里的诗人，其次才是石榴树下的花痴。 

　　那时，每所高校都有诗社，甚至每个系都有诗刊，哪怕理工科系，人人都在写诗，都在朗诵，都在咆哮，“仿佛空气在燃烧”。诗，可以良莠不分，允许韭菜当葱，如时下，散文就是随笔，随笔就是随便，随便得似乎可以随地大小便而没感到有所不妥。 

　　那时年轻人做了荒唐事，说“他是诗人”，大家就会原谅他了。诗人是“啊”，是不靠谱的代名词。 

　　上世纪80年代初全民写诗，90年代末全民出国。20世纪末全民炒股，21世纪初全民炒房。我直接参与了写诗与炒房，所谓“龙头凤尾”，从文人变成商人，从最雅的变最俗的，但一直关注新诗。上世纪90年代后，报纸上看不到新诗，只能在歌厅的屏幕上读歌词，欣赏诗意。点一首《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抄一句“梦是唯一的行李”，何等飘逸；续上“轻轻的来，别吵醒往事”，何等空灵。还有“街头冷清，心事却拥挤，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何等的孤独；“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我就将擦肩而去”，这一段简直就是郑愁予“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的翻版。我小心翼翼地裹着这碟诗句，到江南古镇，比如西塘，坐于檐下一隅，轻声吟唱。也许雨后，又非周末，贴岸的长廊，廊下无人，远远而冗长的透视，可以眺望到雨后的夕阳，艳红而不刺眼，挂在尽头的檐角，历史落在那头，我就坐在这头。倾听檐梢上“有隔夜的雨声”，一滴、两滴，展开黑皮诗抄本，有孟庭苇的歌词：“那街头流浪的小狗啊/有没有一个家/那巷子里独立哭泣的孩子啊/有没有人拥抱他。”（《我淡淡的蓝》）她是唱的，我是吟的，在心头，在灵魂深处。

　　隔上几年，偶尔发现一两句好诗：“这些孩子一样的花朵与花草/结伴而行，像一次愉快的逃学。”多少年了，江湖拼打，我们远离爱情，只剩下感情，今天触电，为之一颤，汹涌澎湃，唤回青春，就像郭小川所言：“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但愿我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年轻。”

　　据报载，某大学著名的诗社已经断档20年了，哦？真的！新诗退出社会视野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诗，就像蜷缩在墙角的流浪狗。刊诗得不到广告，写诗赚不到稿费。资本的时代里，写诗是孤独的，也是奢侈的。 

　　在我的感觉，新诗早已经枯萎，濒于死亡。今天，她居然被大张旗鼓地报道，勇敢得简直有些荒唐，属于溺水者再度冒头的挣扎。但我为她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