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上午10时许，我在随上海部分散文作家赴浙江桐庐、富阳采风的大巴上，集团老干部办公室栾霞打来电话说，老任（荣魁）昨天下午被送进医院，情况不大好，院方已发出病危通知，我大惊失色，马上说这怎么可能呢？下午3时57分，顷接现任总编辑陈启伟的来电，他沉痛地告知老任刚刚走了。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我脑子里顿时一片茫然。一位身材结实、心胸豁达、思路清晰、嗓音洪亮的长者，怎么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呢？我深为自己身在异地，不能插翅飞往华山医院为老任送别而抱憾，而揪心！

　　老任的突然辞世，不禁勾起我对种种往事的回忆。老任虽然只长我8岁，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革命、老领导，是值得我学习的老长辈。在他十五六岁作为“红小鬼”投身革命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当他出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的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当他作为《新民晚报》复刊筹备小组负责人，为解决人、财、物日夜操劳的时候，我正在大学里教书。然而，从1989年起我开始主持晚报工作的10年间，这位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革命前辈，这位为晚报复刊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主要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原因，却做我的副手。老任个性鲜明，操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话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很有说服力；工作经验丰富，不仅点子多，办法也多，效率很高；待人坦诚、随和，没有任何架子，是报社上下公认的“老法师”。难能可贵的是，老任在当副手的几年里，无论是担任副总编辑期间每天审看版面大样，还是担任秘书长期间主管技术改造和报纸发行，他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而且都干得十分出色。回想当年，《新民晚报》的出版流程之所以会在全国较早告别“铅与火”，进入“光和电”的时代，发行量之所以会逐年攀升，直到日发186万份，无不凝结着老任的心血和汗水。即使在退居二线之后，老任还几次独自对我说：“我身体还可以，有什么用得着我的，你尽管说，不要客气！”

　　离休以后，老任很快转换角色，迎来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春。1998年3月，根据晚报离退休老同志的推举，并征得报社党委的同意，他愉快地出任上海老晚报人广告公司的董事长。在主持工作的6年间，他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团结了近10位懂经济、会经营的退下来的老同志，在报社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零起步，硬是把一个初创广告公司的业务搞得红红火火。根据对当时人才市场的深入调查，经过和报社经济部同仁的反复论证，他果断决定推出《求职》的广告专版，这在上海尚属首创。此专版一经推出,广告客户纷至沓来，承包单位应接不暇，一度使公司的年创收额高达4000多万元，盈利400余万元，不仅使广大离退休股东受益，也对报社和集团作出了贡献。在我继任董事长的6年间，包括由董之一、恽甫铭负责的近两届董事会，老任作为顾问，可以说将“传帮带”做到了极致。

　　老任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大家庭。他经常充满自豪地说，我现在住的公寓是子女买的，穿的衣服是女儿包的。他喜欢喝酒，每天晚上总要喝上两杯，有时子女们陪他同饮，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得其乐，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老任在家里有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这并非出于他的威严，而缘自他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关爱。近两年，我发现他的讲话和笑脸明显少了，有一次我探听原委时，他心情沉重地说：“老李（梓）的身体现状称得上每况愈下，已不能下地行走，有时连家人也认不清楚……以前我亏欠她的太多了，现在我得多多陪护她。”无怪乎一个时期以来，不管是到单位或是到外面开会，他最多不超过半天，就急急忙忙往家赶。今年一月，在李梓辞世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登门看望，老任显然还没有完全从悲伤中缓过神来，他边咳嗽边叙说着老伴发病的前前后后，其悲戚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只是在说到子女们已经物色到一块理想的墓地，在那儿埋葬着不少电影界的巨星，这样老伴就可以和同行们相聚时，他这才露出了笑靥。他还说，老伴走后，子女们为了不使他寂寞，都日夜轮番来陪伴他。说话间，正在一旁帮做家务的二媳妇插话道，我们子女每天都排好班的，尽量让爸爸身边不脱亲人。常言道：好人必有好报。在医院参与送别的同仁说：“老任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尽孝的子女们都赶到病榻旁送行。”

　　老任呵，凭你的爽朗性格和硬朗身骨，我们都曾衷心祝愿过你可以做世纪老人，你也总是笑着点头默认的，怎么现在就这样匆匆离我们而去呢？我们实在不忍相信这是真的。如今，我们只有虔诚地为你祈祷，祝你一路走好，祝你和李梓在天国里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