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跨过九十岁的大坎，今年进入九十一岁高龄了。报社离退休干部局的同志前来看望我，他们说：“人民日报社离退休老人年过九十的有三十八位，您是第三十九位。”没有想到，我居然能进入九十老人的行列。逝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风风雨雨，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原以为自己大概不可能长寿。年轻时一起参加革命的老战友几乎全走了，我比他们幸运。

　　为何我能进入高龄行列？是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是医疗条件的不断进步？这或许有些关系。但我感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生活比较乐观。幼年时，父母常叮嘱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意思就是要我遇到困难不要愁。最初对老人的话很不以为然，这不是阿Q精神吗？以后从生活中逐渐体会到，老人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是生活的辩证法吗？困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主观条件就是正确地对待困难。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长处，但有一点可取，就是遇事不急躁，不慌张，人说我是“慢性格”，说得好听点，就是乐观。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乐观主义支持了我。

　　我得以进入九十行列，还有一点，就是得益于自找乐趣，让生活充实点。在刚离休的时候，曾一度有过失落感。难道从此就和我相伴了几十年的笔告别了吗？不能，笔是我的生命，干了大半辈子新闻工作，绝不能完全放下手上的武器！我决定采取“离而不全休”的办法，在闲暇时间继续写些东西。这样写着写着，也真写出了乐趣，居然越写越有劲，几年间写了不少小文章，出版了几本小册子。

　　我不欣赏那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类对老年生活过于伤感的诗词。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不要听那些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做人就得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虽已近暮年，但自感身上多少还有点余热，理应继续发点光，不能虚度了最后的岁月。

　　我写些东西，并无宏图大志，一则是消磨时间，寻求点乐趣。同时也是种自我锻炼，据说老年人适当用脑，有益于健康。另外，内心里也有一种愿望，即希望对社会做点微小贡献。毕竟在革命队伍里生活了几十年，虽然离休了，怎能同人民事业彻底切割？怎能对国家与人民的大事漠不关心？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句名言：“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把它改了两个字：“年老未敢忘忧国”，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小文章。虽然我们老了，但忧国忧民之心不可丢。人老了，思想不能老。固然我们年老力衰，只是一个普通退休老人，无力办什么大事。不过，量力而行，还是多少可以做些事的。我针对社会弊端写出的一些小文章，就是想对社会发出几声微弱的呐喊，尽管作用微乎其微，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心。

　　人过了九旬，离八宝山已不远。有的老人叹息：“该走了！”我以为对待“走”的问题，也应当以平静的心态，顺其自然，不必叹息。人有少必有老，有生必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俄国著名革命理论家普列哈诺夫临终前对他妻子说：“人死亡只是转换了一种物质存在的形式，有什么可以悲伤的呢？”说罢，他侧过头去，就去世了。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劳碌了一辈子，深夜扪心自问，一生没有坑害过人，老老实实地劳作，无愧于国家与人民，如此无憾地告别人世，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

　　“乐则长寿，忧则伤身”，古人的话，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