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官员”与规划联系起来，已不是新鲜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免职；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批评：“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

　　“规划之神”，当然不是赞语，而是批评部分官员无视科学与常识，在规划上肆意妄为，创造出一个个反面“奇迹”。像“李拆城”（李春城）、“季挖挖”（季建业）这样的外号，足以显示出这些官员是多么热衷于城建。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城建规划中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既体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规划，前任的规划可以轻易推翻，也表现在“拍脑袋”决策上，如袁奇峰所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了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官员是如何炼成“规划之神”的？首先，是官员自己乐意做。规划是城建的基础，而城建能体现政绩。季建业在扬州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把整个扬州变成大工地。在扬州八年的城建成绩得到赏识，季建业转任南京市长，没多久就拍板数亿元启动三条主干道改造。除了政绩，还少不了利益驱动。在利益输送关系中，一些地方官员为不合理甚至违法项目当起了“保护伞”。如广东茂名市原副厅级市长助理雷挺，在任茂名市规划局局长期间，擅自决定修改房产项目的容积率等重要指标数值，为开发商带去滚滚财源，却使国家利益遭受1.1亿多元损失。

　　部分官员主观上乐意做“规划之神”，同时，他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则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在城市规划中，科学和民主都不可或缺，规划要经过充分论证，专家意见要得到体现，公众利益要得到足够关照。然而，一些主事官员往往能绕开程序，或者让程序跟着决策走，比如把“不听话”的专家撤走，以提高规划的“效率”。“唯上”者则帮着“自圆其说”，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权力得不到应有的限制，犹如脱缰的野马撒开腿狂奔，“效率”是有了，但法治和公正就很可能遭受践踏。

　　要把“规划之神”从“神坛”上赶下来，就不能再让规划变成官员手中任意揉搓的橡皮泥。规划过程要充分体现科学和民主，规划结果则要体现刚性，这需要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加以保证，比如人大审议、上级备案、社会听证。关键是，公共权力要得到有效约束，不能让官员任意决定、修改规划。如果总在官员“出事”之后才来检讨其曾经的“雷厉风行”，那还是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