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经济制度。所谓漕运，就是利用水道运输粮食（主要是公粮），所以也称漕粮。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将苏浙一带的南粮北运至京。漕运制度的设立可追溯到秦王朝，它为国家统一、粮食稳定，南北经济沟通和商品流通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运费昂贵、漕运徭役过重、征发人众、役期又长，也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咸丰五年（1855）因黄河改道，引发水患，并影响运河，加之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远不敷京师及北粮之需，至晚清终于废止。这可谓漕运被废的“自然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人为因素，即隐于漕运中的“潜流”。

　　漕运中的“潜流”之危害，胡燏芬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变法自经疏》中曾一语道出：“南漕自催科征途，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百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运至京仓，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其归宿为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中饱所在，积习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此中种种丑行，就是深藏在这一制度下的“潜流”。在此，不妨让我们通过晚清通州至北京一小段运输情况，来看看“潜流”究竟是如何“悄悄”运作的。

　　当时北京有仓场总督衙门，主政官由满汉各一人担任，下设大通桥监督（又称坐粮厅），也是满汉各一人担任。每年旧历二三月，他们就到通州总督行辕坐镇收粮事务，到八九月粮食收完，便回北京。仓场总督管辖京通十七仓满汉监督三十多人，朝廷另派查仓御史每仓一员再行督察，后者属皇帝钦差。从通州往北京运粮，全程由仓场总督每年派调官兵押送；还咨调各部院候补若干小文官，充稽查委员，这些正式组织的各机关和临时咨调委派的人约二千余，由仓场衙门按月给他们发放津贴。在送粮的时候，各省专派交粮委员（候补知府或道台），押送粮食到通州仓场衙门，把本省当年应交的粮食交代清，然后回去销差。这些从南方省份陆续运来的粮食在通州东门外河沿卸下，搬到岸上，再装上大车或人力小推车，运到仓场衙门。粮食送到仓场，得过斛量收。长途运输，总有损耗，损耗多少，并不看实际情况，而是取决于量米的斛工和指挥他们的经纪。这些人可以做手脚以少量多，也可以以多量少，比如你明明交足了粮，他们可以说不够数，明年须补交，那么当事人回去就会被上司怪罪，弄不好还会丢乌纱帽。所以各省交粮委员为免遭暗算，事先纷纷向这些人行贿。那些经纪和斛工因此没几年就都富裕起来；而那些总督跟班和大通桥监督的跟班，尽管身为官奴，但干上几年，其阔绰和气派，也丝毫不逊色于一般小官吏。这些人得了好处，当然不会忘记上级领导。而上级领导上面还有上级领导，以致形成一股“徒以冗官蠹吏，中饱所在”的漕运“潜流”。不夸张地说，其时的漕运衙门，几成一个贪污集团。

　　当时有人算过，漕米一石由南方运到北京，如原本值价五两，把那些组织人员的薪俸车船运费、偷盗损耗、税收走私等合计起来，比米的原价要增加二至三倍，这还不算其中的“潜流”出账。所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漕运中的“潜流”——“竭百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耗国家无数之开销”的影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然原因”，是这样的合力，加速了漕运这艘大船触到“暗礁”，导致其最终“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