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开始选派第五批援藏干部。３月份，国资委通知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报名。第二天我就报了名。

　　到西藏工作后，一次我到地区国资委监管企业调研，考察了承印地委机关报《日喀则报》的地区印刷厂。我看到印刷厂的设备非常原始，一线工人基本全是手工操作，由于用的是原始的切纸机，有几个藏族工人的手指都被轧掉了。我很惊讶，现在已经是２１世纪了，怎么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设备？厂方告诉我，他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到现在设备没有更新过。为什么不贷款来购买新设备？他们回答，印刷厂是微利经营，几乎不赚钱，主要承担日喀则机关报印刷业务，别的市场很少。我问购买一套新设备要多少资金，他们说大概需要２００多万，企业承受不起，银行也贷不到款。后来，经过详细调研，得知整个日喀则地区竟然没有一家彩色印刷厂，所有的彩印业务都要到３００多公里外的拉萨印刷。

　　日喀则地区１８万平方公里，７０余万人口，竟然没有一台彩印设备，这让我很震惊，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产业援藏的紧迫性。于是，我就决定从这个项目开始我的援藏工作。

　　经过初步了解，我得知上海国资委下属企业上海电气集团有家印刷包装机械公司，专业生产和销售彩印设备。利用回沪休假的时间，我积极协调此事，经过五轮协商，上海电气集团决定无偿捐赠一套价值２００万元的彩色胶印设备，并且负责设备的运输安装和操作工的业务培训工作。

　　这套设备重达几十吨，从上海运到日喀则就花了七个昼夜。运到日喀则，组织卸货，这时，问题来了。当地没有大型铲车，设备卸不下来。怎么办呢？只好化整为零。结果，这么大的设备，是靠拆零以后由当地农民一件一件搬下来的，然后在下面铺几根木头，用最原始的滚木方法一路滚到厂房。几十吨重的设备，就是这样靠肩扛人抬搬运的。当时，上海还派了四个技术工人过去。他们冒着严重的高原反应，坚持组装印刷设备，整整安装了一个星期。其实，如果有安装设备的话，两天就可以安装好。

　　设备安装好了之后，经过反复调试，我们赶在３月２８日晚上１０时，印刷出了日喀则地区第一份彩色印刷物——“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喀则报》特刊。当时，由于机器重新组装后颜色尚未对好，导致印出的报纸大部分都有色差。我在现场拿到报纸以后，选了２０份稍好一些的，连夜赶到地委，送给赵卫星书记。他也马上赶到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家里每人送了一张。两位领导连声称赞，夸我们上海援藏干部干了一件大实事！

　　这张报纸很有意义。就其政治意义来说，当天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我们抓紧印出的彩色纪念特刊，专门刊登了西藏农奴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解放、翻身做主人的专文，对我们抢占舆论阵地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日喀则地区从此有了彩印产业，地区印刷厂从此可以承印社会上的广告、挂历等业务，投产当年就扭亏为盈，第一年就盈利十多万，现在正常年利润都在几十万左右。第二年我们又配套捐赠了一套裁纸机。再后来，听说第六批援藏干部又捐赠了一些配套设备，围绕最初的彩印设备形成了一整条产业链。

　　十日谈

　　援藏二十年

　　被称为“小布达拉宫”，毁于“文革”时，又再建设，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