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对读书充满热情，常去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闲逛。那时的四马路，以两项营业闻名。晚间妓院林立，供外地来的商人娱乐；白日则到处是门户大开的书摊，让好奇的读者任意浏览各种新书。

　　我记得那时有三家书局最为出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其他我常去的还有较为新颖的开明书店与生活书店。我还记得，鲁迅的《呐喊》是一本赤红书皮的书，猜想其中含有深意。后来斯诺《西行漫记》 （是胡愈之等的合译，当然不是后来董乐山重译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引起青年读书群一阵轰动。不过 《西行漫记》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禁书，我向一家小书店讨阅，店员偷偷地在书摊底下抽出一本红皮书，我也偷偷地买下来，由此触发了我与弟弟乐山的思想转变，一时把延安视为圣地（我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斯诺两位遗孀都有机会见面相谈，一名HELEN FOSTER，一名LOIS WHEELER）。

　　我为什么想到购书难这个话题呢？前些日子《侨报》朋友替我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使我切身感到在纽约购书的困难。《侨报》只能在华埠东方书店购买不到20本新书，其余是从国内购来。在纽约的新华书店竟不出售新书。书店无书出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纪念我的90岁诞辰，替我出了两本新书《书影与肖像：鼎山自选集》《忆旧与琐记：鼎山回忆录》，我兴致勃勃地到伊丽莎白街新开的新华书店去询问，一位女店员冷冷地说：“我们不卖新书，只卖文具，但你可以订购国内杂志。”书店不卖新书？真使我这个懂得逻辑学的人一下愕住。结果我请天津出版社代办，邮途走了两个月。

　　这次商务印书馆替我出版了《纽约客随感录》，赠书也是长途邮递寄到，但我未去新华书店询问。东方书店位于二楼，我已无力爬楼梯了。幸而《侨报》朋友出力找到。

　　不过我在这里要写的是一位喜欢读书朋友的烦恼。他住在香港，照理购物非常方便，竟购不到我的新书。这里是他两封信中的报告：

　　“我多次去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都说没有尊作《纽约客随感录》。我去中环的三联书店，也说没有。去商务好几次，职员显出不耐烦。我发现商务有雨伞出卖，每把80元港币，还说不买书也可买特价伞！出售新书，不登广告，不作宣传，已是异常。顾客来问，反而不耐烦，更是奇闻。我们心目中对读书的尊严，竟受到没有文化的市侩侮辱，我自幼所尊重的商务印书馆失了踪？它的营业部不将销书当作一回事？”

　　我乃写E－MAIL向我的编辑诉说。好意的她，把我朋友的邮址要去，邮寄送他一本，但未解释商务的营业奇象。

　　朋友收到新书，来信向我致谢，接着说：“最近我又好奇去了这里的三联与商务，仍然无尊作。附带要提的是商务印书馆有特价的伞出售，三联书店则有一层，简直是小型的百货商店，恐怕是因房租贵，买书的人不多，只能另觅出路，搞副业。”

　　朋友的信，令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听说近年网上书店兴盛，实体书店难以为继。据《侨报》朋友说，我的新书他们也是从网上购得。不过我还是希望国内出版界、文化界有人作文给我一些解释。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30余年前一桩旧事，当我的第一本畅销书《天下真小》 （初印印数12,500册）于1984年出版时，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编辑告我，此书在全国各地到处一抢而空。我喜而问道，再版时是否多印几千本，以满足读者需要？他们摇首苦笑道：“我们任务已告完成，不必再烦。”这类“任务完成，不必再版”的态度，完全违反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如何赚钱的看法。看来目前的市场经济恐怕已令国内经营观念改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是在遗憾当年大笔版税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