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初到海上结艺友

　　从杭城诂经精舍回到安城芜园一年多的日子了，平日里除了耕读坐馆外，就是与金石书画做伴。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或是逢年过节之日，吴昌硕在内心也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孤寂感。从待聘之妻章氏的病殁，至今也已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吴昌硕的情感依然是片空白，继母杨氏有时关切地询问他终身大事该考虑了，但他不是搪塞一下，就是笑笑了之。其实，他的心中也是颇苦涩的，家贫如洗、事业未成、其貌不扬，何以为家？况且他还总是以章氏的贤淑为标准，在红尘滚滚、人海茫茫中，哪有他心有所动之人？

　　好在亦师亦友的施旭臣还是了解他的，为他物色了一位知情达理的女子，原籍浙江归安县（今吴县）菱湖镇的施酒，字季仙。施家原先也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只是如今也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施酒的父亲施绶在安城县衙里当个“些吾”小吏，与施旭臣平时亦诗酒唱和，听了施旭臣对吴昌硕的介绍后，施绶对吴有了好感，认为其颇有才华。而施酒受其父影响，不慕荣华慕才华，自己也能填词作诗，挥毫写书，可算是当地才女。因心气颇高、不流世俗，所以25岁还未出阁，如今施旭臣做媒于此，双方情投意合，终于缘定今生。在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后，芜园迎来了女主人。

　　虽然民谚云：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吴昌硕与施酒这对贫寒夫妻却相濡以沫，琴瑟相和，彼此理解，感情日深。施酒勤俭持家，把芜园内外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尽量让丈夫有时间从事金石书画的研习，而且对继母杨氏也十分照顾，婆媳关系融洽。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底，天竺吐艳，梅花初绽时，吴昌硕告别了妻子施酒与继母杨氏，与在湖州时就相识的好友金杰乘舟从西苕溪的梅溪镇出发，经太湖之畔的千年文化古城苏州抵达东海之滨的上海。

　　金杰系江苏吴江人，是一位古董商人。他精于金石书画的鉴定，自己亦能赋诗作文及挥洒丹青，是位儒商。他虽比吴昌硕要年长几岁，但却与吴颇投缘，言谈相合，爱好相通。吴昌硕后来以“缶庐”为自己斋轩之名，并以“老缶”、“缶道人”为自己别号，而这最初的渊源就是金杰当年曾以新出土的古缶持赠。那是光绪八年（1882）的人间四月天，吴昌硕以“道在瓦甓”四字相赠老友，不仅赞赏了金杰对古器的精通，更是将他引为自己在金石上的同道。“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金杰颇有知己之感，不几天就以一只造型古朴圆浑、图案简洁工稳的古缶回赠。吴昌硕见后是十分欢喜，古缶的持穆端庄、内涵雍容、大器高古，颇合吴的个性与情趣，是自己精神意识的物化展示与标识图像，更是他生命形态的象征。他以缶题庐命斋起号，可见吴昌硕的天人合一、格物知致的理念。

　　上海社会的繁华热闹与华洋杂居，使吴昌硕有些目不暇接。上海大街的车水马龙与人群熙攘，让吴昌硕有些眼花缭乱。特别是他跟着金杰游玩大名鼎鼎的老城厢城隍庙，在那些笺扇庄中看到的书画色彩瑰丽、笔墨酣畅、气势郁勃、风格独特，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使他产生莫名的兴奋感和憧憬感，他下意识地对这个城市怀有一种亲切感和向往感。

　　当吴昌硕跨入上海这块热土时，这座城市的开埠已达三十年，并形成了早期海派书画家群体。其代表为张子祥、任薰、胡公寿、钱慧安、高邕、虚谷、蒲华等人，而日后作为早期海派书画家领袖的任伯年从苏州到上海定居也才四年，在海派画苑上才初露头角。但由此构成了这个新兴画家群体老中青三代的最佳结构。在金杰的引见下，吴昌硕结识了高邕，志趣投合，彼此建立了友情。吴昌硕此次的上海之行，还有一个相当重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海派书画的领军胡公寿，他是早期海派书画家中社会活动能力最强而极富市场经营意识的中坚人物。

　　吴昌硕的此次上海之旅可谓是他的一次改变命运之旅，使他在东海之滨的上海，看到了一群极有生机与活力的新兴的画家群体，他们不拘一格、风格独树，但又相互包容、融汇各派。使他在内心深处对上海有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仿佛有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前世今生的情，相约未来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