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电影节展映老崔的《蓝色骨头》，由于要照顾儿子，没能一饱眼福，亦没能一饱耳福。如今片子公映了，岂能不看！

　　看完后，就两字——致敬！向崔健致敬，对原创者的敬意；向张宝全致敬，对投资商、买单人、资本伯乐的敬意！

　　很丑可是很温柔的赵传唱道，“摇滚是一种人生态度。”看腻了温吞水的国产片电影，也看惯了进口大片里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泛滥，电影圈里似乎缺乏的是纯粹的摇滚精神和现实的批判主义。在半死不活的浑浑噩噩中，《蓝色骨头》恰如武昌首义的第一声枪声，虽然是杆老枪（60后的老崔），也没多大杀伤力（票房不佳），但这又何妨？难道消减了其思想的光芒？那些“市场的奴隶”的“成功者”何须那么得意洋洋？文艺本是精神产品，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恰如影片中所言鸟的世界和鱼的世界，“灵魂的工程师”的“业绩”要靠物欲的标尺——金钱和票房来度量，着实无理而荒唐。

　　我问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片子，是爱屋及乌吗？坦率地讲，镜头不如张艺谋拍得美，特技不如斯皮尔伯格那样炫，情节不如冯小刚那么逗，难道真的是摇滚元素打动了我？可是，怎么觉得比去演唱会现场听，来得更过瘾？扪心自问，你喜欢鲁迅杂文的泼辣，喜欢柏杨的鞭挞入木三分，喜欢季羡林的真情流露实话实说，讨厌生活中的条条框框、人情世故和人为设定，这又是为什么？所谓摇滚，即非摇滚，是名摇滚。我们所喜欢的摇滚，往往是一个载体的躯壳，躯壳里的灵魂，才是我们的所系的牵引。“人是观念的囚徒”，选择什么样的观念来赎“囚徒”的罪，往往决定了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说来好笑，第一次听崔健的歌竟然是幼童时：那是1989年的春节寒假，二哥第一次从读大学的首都北京回家过年，挤了一夜的绿皮火车，老早就进了家门，不顾还在被窝里春梦了无痕的我，拿出了双喇叭录放机，顿时一股奇怪的声音冒了出来，震撼了那个几平米的小北屋。之后，我知道了有一个老穿军装、爱留燕尾发的北京歌手，不喜欢端着嗓子“唱”，却喜欢嘚吧嘚吧地“念”。看着卡式磁带附带的歌词，只觉得有趣而新鲜。于是，我成了班里第一个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人，打篮球时经常一边唱一边盖别人的帽，那感觉爽极了。

　　如今，坐在只有五个观众的电影院里，却丝毫不感到孤单。往常的情况往往是，偌大的影院只有我是自个去看，其他全是一对对或婚或恋或泡的男女；今天却有三个落单老男人，仅剩的一对男女看上去似乎是60后。“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没错，崔健的摇滚是中国众多60后、70后男人青春情结之所系，装饰了他们的梦，恰如军人军装军枪装饰了崔健的青春梦。生长于那个时代的，如姜文、冯小刚等，或多或少都有些军人情结。军人元素也是这部影片的主题之一。那个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享有特殊的权利；那个时代，军人能满足一个男孩全部的梦想，权力、征服、甚至姑娘和性。所幸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已没有女孩找对象首选军人，这个时代的“英雄”被资本的浪潮所裹挟，灯光打向了那些创业帮、风投家们，互联网英雄不是热得烫手嘛！正如我们喜欢的是摇滚的灵魂，不是那个躯壳；当今“英雄”发散的资本光环，背后却是思想和精神的火种在燃烧。对，就是那种“不走前人路”、“我创造我拥有”、“凭什么我不可以？”的大胆而自由的想法，改变了你我，改变了我们的固有观念，也改变了这个时代。时代所需要的，那些原创的思想和原创的精神产品，就是英雄背后的英雄。所幸在这无垠的大酱缸里，依然有“蓝色”的精灵傲然绽放，中国没有弄丢了自己的脊梁。

　　看完电影，表情木然地坐在地铁车厢里，脑子里却翻腾不休。扫一眼身边的乘客，男人似乎都缺少一股精气神——这也是老婆的发现。是啊，如今的80后、90后谁还玩摇滚？想做个真爷们，却处处碰壁，碰久了，自然就怂了。君不知，识时务者为俊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啊！

　　让人疑惑的是，观众到底有没有欣赏水平？如果有，为什么好的作品往往不卖座？如果没有，为什么经典的作品总是历久弥新？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我想，人性亦善亦恶；个体的人，也是魔鬼和天使的混合体。坦率地说，哪个人不是多少有点“媚俗”——好逸恶劳，嘻嘻哈哈，恶搞搞人，声色犬马？不然那些“市场奴隶”的作品怎会大行其道？然而，好的作品却能深刻揭示人性的善恶，提醒我们直面内心深处的“小”。好的作品是自己的主人，不是别人的奴隶，——这就是作品好坏的简单逻辑，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