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阳光打在潘老师的脸上，明晃晃的有些刺眼。83岁的她，坐在一群年届花甲的学生中间，居然有点腼腆起来。因为有学生准确地描述出她第一次走进我们班级的情景：一袭蓝色的长裙，一件短袖白衬衣，两根长及腰际的辫子晃啊晃的。那是1964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地点是在万航渡路第二小学底楼二（3）班教室。

　　尽管过去了整整50年，潘老师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那是她第一次当班主任。她说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对我们这个班级感情特别深。至今能叫出当年大部分同学的名字并说出他们顽皮捣蛋的糗事。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当年我是个调皮的学生。我对新来的班主任充满好奇，最关心的是，她会比我们过去的班主任凶吗？当看到一个文静瘦弱的女老师走进教室，我那颗忐忑的心顿时放松了，我甚至记得自己当时还暗自有几分窃喜，我觉得这个老师一点也不凶。

　　可没过几天，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这个文静瘦弱的老师，嗓门尖细目光明亮，我的一举一动全逃不过她的眼睛。只要上她的课，几乎都可以听见她训斥我的声音：“不要回头”“不要和别人说话”“不要做小动作”。那时我经常被她留校谈话，留校的时间长了，她还要送我回家。那时我真的对她又恨又怕！她要送我回去，我就逃，被她抓住，我就拉她两根长辫子。结果可想而知，回到家里是一顿逃不了的“竹笋拷肉”。

　　可有同学却说，潘老师其实挺喜欢我的，留校时间长了，她会拿出自己的苏打饼干给我吃，怕我饿肚子。听到此，潘老师笑了，指着这个点着那个，“你们没有吃过呀？都吃过的。”有这样的好事？可惜我记不得了。

　　潘老师还擅长写家长联系手册，把我们几个调皮学生的在校表现，隔三岔五地反映给家长，还要家长阅后签名，第二天带回给她。后来看到我们老是把信“弄丢”，几个班干部便成了她的“专业信使”，晚上总会来敲门。有一次和我对口的“信使”，晚上来还小人书，我以为他是来送信的，吓得躲在卫生间里好久不敢出来。

　　说真的，潘老师的严厉没让我少挨父亲的责打。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凶”了！离开小学后，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她。和潘老师的“恩怨情仇”，直到我中学毕业踏上社会才逐渐消释。当我明白了老师的苦心，想对她说声谢谢的时候，万二小学撤校了，潘老师也调走了。直到20年前长宁路上的一次擦肩而过，那熟悉的尖细嗓音让我蓦然回首，我们才得以恢复联系。

　　这几年，潘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常常住院。病榻上，她经常流露出想和当年第一个班级的学生聚一聚，看看他们现在生活如何的想法。岁月荏苒，星移人散，要找到当年的学生谈何容易。凭着老师回忆积累起来的几十个名字，在张薛燕等同学的努力下，我们终于陆续找到了达式喜、俞关明、沈木兰、栾复慧等十几个同学，有了几天前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聚会。我们还在微信、新浪微博开设了“潘权班”的群聊号，希望替老师找到沈文彬、王容等更多的学生。

　　看着当年的一批小娃娃，如今都已鬓发添霜，有的已经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潘老师喃喃低语：“时光过得真快呵……”是呵，尽管50年过去了，可在您面前，我们依然是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