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春，很多市民来到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踏青赏梅，这片国内最大的2000亩梅园，就坐落在上海知青曾经劳动与生活的五四农场中。

　　上世纪60至80年代，来自上海几十万家庭的41.8万名知识青年，告别繁华都市，只身来到江海荒滩和偏僻山区的18个国营农场，围垦、种地、挖泥、开河、建水电站。他们的到来，使当地农业和工业飞速发展；他们的命运，也牵动着千万人心。

　　如今，海湾森林公园新建起农垦博物馆和知青招待所，勾起诸多记忆。当年小知青，很多已成为在上海农垦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农垦”，他们的故事中，或许会闪现你熟悉的影子。

　　天刚蒙蒙亮，甘兰新挤在吴淞码头广场的人群中，周围全是送别的人群。天光将每个人的表情映得分明，父母是无一例外的担忧和不舍，孩子却满怀对前路的兴奋和迷茫。

　　船来了，他随着人流涌上前，奋力一跳，上了甲板。汽笛声响，水花泛起，一圈圈涟漪荡漾开来，慢慢隔开了他与家乡……

　　“那天是1973年12月29日。”30年后，在华山路上一幢小洋房的办公室里，甘兰新缓缓说出这个镌刻在记忆深处的日期。“你们也记得各自出发的日子吧。”身旁的朱平和陈春山微微颔首。

　　少小离家 前往农场

　　1974年2月20日，17岁的陈春山坐在前往奉贤星火农场的公交车上，还没从前一晚的“突变”中回过神来。

　　他是长宁区群联中学73届学生，毕业时学校对口的农场有3处，江苏、崇明和奉贤。作为长子，他可以选择去外地工矿或上海农场，若去农场，两个弟弟就能留在上海。农场是去定了，填表时他作为“红团”委员，响应“带头艰苦”的号召，报了江苏海丰农场。凭着“上山下乡票”，父母帮他采购了热水瓶、蚊帐、毛毯等，打好行李，提前邮寄去了海丰16大队。

　　临走前一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开门，他的班主任急匆匆撞进来：“学校多了个名额，可以去星火农场，你去吗？”“可我的行李已经寄去海丰了。”陈春山懵懂地说。“再给你张票子，重新买！”星火比海丰离家近多了，好心的班主任替他做了决定。

　　第二天，父母送他去五一中学集合。儿子是娘的心头肉，那么小就要离家，妈妈忍不住哭了。父亲倒还平静：“好好表现，争取早点上调上来。”“晓得了！”陈春山挺兴奋，他觉得毕竟是沪郊农场，路近，要是像前几届学生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那才是真的回不来了。

　　十几辆公交车，载着四百多名知青，开进了打浦路隧道。隧道刚通车不久，还有解放军站岗。进入黑暗的隧道，刚才还一片喧闹的车厢渐渐安静，陈春山突然发现，不少人的眼里泛起了亮晶晶的泪花。

　　一年后，同样的离别在朱平家庭上演。前往长兴岛前卫农场那天，父亲送他从北站坐上51路，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20多公里外的吴淞镇。沿淞滨路从车站走到码头要20分钟，路虽长，父子俩仍来不及诉说离愁，刚到码头一艘双体客轮就靠岸了。

　　那是朱平第一次乘坐这班7时15分的轮渡。那时他不会想到，之后漫长的17年中，他无数次乘坐这班渡轮，在风浪中颠簸1个多小时，往返于长兴岛和上海市区间。

　　住上下铺 吃大锅饭

　　从长兴岛马家港码头到前卫农场，大约七八公里。连队派来了拖拉机，每辆可乘二三十人。第一次到农村，朱平异常新鲜，坐在车斗里东张西望，一路“抖”到了五七连队。这是一个创业连队，400多名职工中几乎没有老知青，以70届以后为主。寝室是几排平房，一间屋里4张上下铺，一般住6人，空一张床放行李，桌椅都很简陋。

　　待久了，朱平才知道，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算好的了。比如陈春山所在的星火8连，原来是农场场部所在地，寝室楼已建成几十年，砖块斑驳脱落。在那片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海风中夹带着无数苦涩的盐粒，砖砌的柱子早已风化，一碰就是一层红灰。

　　崇明的长征农场更破旧。平房屋顶是草扎的，走廊地面是砖铺的，一下雨，头上滴答漏水，脚下泥水乱飙。屋里连桌子都没，知青们只能找几块红砖，垫在行李箱下当桌子。寝室地面是泥地，虽已被踩平，但每年春天，床底下的泥缝中还是会有芦苇长出来，像春笋出土般顶到床板。

　　不仅住宿差，伙食也简陋。一块保存至今的长征9连食堂小黑板，记录了当时的菜谱——冬瓜汤、烂糊肉丝、鸡毛菜、红烧小方肉……食堂里养的几头“僵猪”，只在节日里才能宰杀改善伙食。平日连队伙食好坏，和司务长有很大关系，“路子通的，经常能拿到肉，开点小灶；本事差的，肉就少”。

　　当时，每月工资才18块，知青们只能多吃米饭填肚子，用脸盆打饭的比比皆是，一斤饭量也不稀奇。甘兰新连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女孩，干活不输男生，一根手指可以勾起百把斤的脱粒机马达。可她饭量也特别大，每顿要吃一斤。毕竟是女孩顾着脸面，打饭时总说“两份，各半斤，帮人带”，其实一到寝室自个儿全吃了。

　　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劳动强度又大，长期没油水也不行。那时大家最爱的“红烧小方肉”，每客一角两分，不是人人都吃得起。有滑头的男知青灵机一动，端着碗去打菜：“两客红烧肉，多倒点肉汤。”食堂大妈勺子一扬，香喷喷、热乎乎的卤汁随着肉块浇在了饭上。这时，知青一拍脑袋：“饭菜票没带！”“没带吃啥吃？！”大妈眼一瞪。“那你把肉拿回去。”知青装无辜，碗一递，肉块被无情地舀了回去，可白米饭早已浸满了肉卤，吃得那叫一个香！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有知青去趟市区，回来必定万众瞩目。“一进屋就打开行李，翻出带来的零食分给大家，整个寝室眼巴巴等的就是这一刻。”那时流行“炒麦粉”，面粉炒炒熟，条件好的拌点芝麻、核桃肉，就是可口的零食。还有自家做的辣酱、咸肉、咸鱼，也是佐餐佳品。甚至连猪油、羊油，撒把盐，在饭里拌一拌，味道也好得不得了。

　　要是谁偶尔带几罐“梅林”的罐头，比如凤尾鱼、清蒸猪肉、午餐肉等，绝对是“有腔调”了。当时罐头算奢侈品，普通家庭不会主动买，只在逢年过节才会买些，当做高档礼物送人。得知有罐头，大家都会“循香而来”，男知青买点酒，女知青洋风炉一点，用肥皂把两只脸盆洗干净，一只扣地上当底座，一只放上面做盛具，一桌“罐头盛宴”就开席了。

　　“带回来的东西，父母让你慢慢吃。但我们都有数，头天晚上一般就瓜分完了。”回想起当时情形，朱平笑着说。（下转A10版）（上接A9版）

　　农活繁重 开河艰苦

　　工作倒是大同小异的，不外乎插秧、割稻、脱粒、种地、开河等。最辛苦的是每年两次“双抢”（抢收抢种），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来，午饭也只能在田头吃，啃几个馒头了事。对此，上海知青有个形象的说法：“两个黑胧胧，一个急匆匆”。

　　碰上“猪塮还田”，每人都要下田撒猪粪。猪粪极臭，手上的味儿一星期都洗不掉。可再爱干净的姑娘，到饭点也只能在沟渠里洗洗手，抓起馒头就啃。水田里还有吸血的蚂蟥，女孩最怕这个，下田后惊叫声此起彼伏。“如果蚂蝗钻进腿里，只留尾巴在外面，千万不能拔，不然血可止不住。要拍，才能弹出来。”朱平说。

　　那时，知青的休假少得可怜，市郊农场每三四个月休一次，外地农场一年才能回趟家。放假那天，几百名知青从农场出来，像潮水般涌到码头、车站。当地人一看到这个情景，就晓得“知青放假了”。“就像现在，一到中午，静安寺就会出现许多白领，一眼就能认出来。当然，我们是黑领。”陈春山说。若是遇上大雾、大风，长兴岛和崇明的轮渡就会停航，知青们只得痴痴守在轮渡口，等待雾散风停。

　　为了积攒假期，不少知青连星期天都不休息，常常连干十天半月。于是，一到下雨天，大家就像白捡一个休息日，奔走相告“外国礼拜天到了”。哪怕在室内搓搓草绳、开会学习，也是高兴的。

　　繁重的农活，只是到农场后的第一课，寒冬腊月开河，才是真正的考验。开河时，每个连队承包几十米。河深大约五六米，从上到下要挖许多土方，因此长度上哪怕差50厘米，工作量也差许多。很多次，连队之间为了谁多开一点、谁少开一点而“寻相骂”，甚至打架。

　　开河的分工也很明确，男的挖泥，女的挑担。在刺骨的寒风中，男知青赤脚站在冰冷的河水里，女知青挑泥挑得肩膀磨出了血，这番场景不少人一生难以忘怀。挖完泥后，男知青会相帮挑泥，长长的扁担，女生在前男生在后，男生总会默默地将泥筐朝自己这头拉。踩着“哎哟呵，哎哟呵”的挑担号子，熟练的人脚步轻盈，腿笨的人满地乱飘，每天总要走几十个来回。

　　很多人就在那时落下了病根。天冷插秧，有人穿高筒靴，有人却觉得太“小资”，赤脚下水，导致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几十年后路也不能走。还有人，挑泥时不停加分量，最后腰板别住了，还有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

　　劳动强度大，工资却比上海低。第一年，农场学徒工资18元，第二年24元，其中3%优秀者为27元。直到数年后，才逐渐加到30元、33元。而上海职工，从第二年起就是36元了。尽管如此，精打细算的上海知青省吃俭用，每个月还能存款或往家寄钱。

　　就这样，刚到农场的小知青，没有任何过渡期，就从稚嫩柔弱的学生，迅速转变为“战天斗地”的农场职工。

　　风雨交加 抢修秧棚

　　正当朱平和陈春山在适应环境、学干农活时，比他们早去的甘兰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居然很能喝酒。

　　那是4月，郊区还很冷，水田里结着冰凌。一天晚上，狂风暴雨把毛竹片搭的秧棚掀翻了。娇嫩的秧苗裸露在外，时间久了就会枯死，这可是大事！

　　宿舍区的树上，用铅丝挂着一段废弃的铁轨，紧急情况就敲铁轨，“当当当”倒也洪亮。晚上8时，铁轨被敲响，知青们紧急集合抢修秧棚。甘兰新等小知青学着老职工，套上破棉袄，用绳子、电线甚至稻草在腰间一扎，下身穿着短裤，赤脚冲进了大雨中。

　　屋外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知青们对农村道路不熟悉，脚趾不会使力，抓不住泥土。短短1.5公里，知青们跟斗连连，足足走了2小时。每个人都摔得浑身是泥，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到秧棚后，甘兰新的棉袄浸透了水，脸色发白，牙齿都在哆嗦。副连长忙从口袋中掏出一瓶60多度的“熊猫牌”白酒，咬开瓶盖递给他：“喝一口！”生平从没喝过酒，甘兰新惶恐地推开：“不会。”“还要不要命？”副连长不容分说，把瓶口凑了上来。

　　第一口下肚，他足足咳了五六分钟，脸涨得通红。再喝几口，却感到一股热气从身子里冒了出来，人渐渐回暖了。他把酒瓶还给副连长，对方愣住了：“一斤酒，你小子只给我剩2两？”他却一点没反应。

　　从此他的“海量”就传开了。许多年后，每当应酬喝酒，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根扁担 包容你我

　　大量知青的到来，不仅帮助农场发展了农业和工业，带动了交通、道路建设，还将许多城里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当地，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不少农村姑娘的穿着、发型，都跟着女知青学，连谈恋爱的动作也效仿起城里人来——手挽手是“小三角”，搂着腰就是“大三角”。

　　露天电影就是一种娱乐，巡回放映队一来，三五成群的人就披着棉袄、拿着小板凳，涌到广场上，荧幕正面挤不下了，就坐到背后。此外，每个连队都有文化室，打乒乓、下棋、唱歌、跳交谊舞，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一个连队几百号人，若要文艺汇演，一周内就能拉台戏，相声、跳舞、诗朗诵，水平都很高。”朱平回忆说。

　　虽然城乡融合是主流，但知青和当地人也有矛盾。二十出头的知青们，年轻气盛、不服管教，有自己的价值观，老农则言语生硬、不善沟通，双方一语不合就能吵起来。

　　陈春山还记得，到连队2年后，他升任排长。一天开河，他不慎把珍藏的桑木扁担挑断了。“扁担很讲究，既要软，又要有韧性。”心仪的农具坏了，他一整天闷闷不乐。连队仓库后，正巧有20多棵桑树，手下兄弟们商量着砍一棵，给他做根新扁担，他默许了。砍树、剥皮、打磨，新扁担连夜制成。

　　第二天早训时，连长暴跳如雷：“谁砍的树？罚款！”并责成仓库保管员朱山勇调查。朱山勇是当地人，做事特别负责，平时将仓库管得清清楚楚，知青们想多拿根铁锹都不行。得知他来调查，不少小知青立即拉下了脸。不料几天后，老朱悄悄地对陈春山说：“扁担的事，我知道是你们排干的。你们也是为了干活，罚款我代你们交了，这件事我包下了。”

　　这下，知青们大为感动，陈春山也感受到朴实的当地人对知青群体的包容和理解。后来，他当上了指导员，常用这件事来教育捣蛋的小知青，要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懈努力 终于回家

　　金黄的麦浪在阳光下翻滚，咸咸的海风吹不走对家的思念。1985年的一天，甘兰新坐在高高的麦垛上，听到了一个消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上海即将成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办公室”，要从农场抽调一些精兵强将。

　　那时，甘兰新已在农场待了11年。他在家中排行最小，俗称“奶末头儿子”。父亲是祖传第五代中医，“文革”时被批成“反动学术派”，60多岁被送到金山消灭血吸虫。经此动荡，父亲希望子女不要走自己的路，“工农兵最吃香，到农村去也蛮好的”。所以，他去崇明农场，是打定主意待一辈子的。但那一刻，他的心活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场部宣传科的陈春山，决定参加复旦新闻系自学考试。之前，他曾前往上海青年报实习了一年，却因户口问题没留下来。当时一起实习的年轻人中，有一位名叫强荧，后来成了新民晚报的知名记者。他觉得，自己或许也能试试。

　　朱平则更坎坷。为了让儿子顶替回沪，原本在虹口区委工作的母亲千方百计换到了事业单位，却在50岁办退休时，被发现是“干部”而没退成。朱平只好留在农场，后来才通过读书、考试回到上海。那时，他在农场已待了17年，成了家，生了娃。

　　从1970年到1989年，根据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政策，共有38.9万名上海农垦知青职工，通过各种途径调回上海，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奉献青春。

　　多年后，同属上海农垦系统下的三人，聚在一个办公室里，作为“老农垦”回望自己的知青生涯。不去评判时代的是非功过，单说那一段青春岁月，确是终生难忘的，单说那一段农场经历，也是受益匪浅的。简朴、宽容、正派、上进、奉献、无私，这些知青岁月赋予他们的宝贵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自的工作、学习、家庭，直至走到今天。

　　朱平的儿子在农场长到10岁，回忆起孩提时代，他只记得一个细节——每次回家，爸爸都要牵着他，在马家港码头上一路小跑赶轮渡。那时，年幼的儿子常问：“爸爸，我们为啥要跑？”

　　朱平也回答不上来。他只知道，哪怕前方是未知的大风或迷雾，哪怕不知停航的客轮何时启程，他也不能停下脚步。因为，只有和时代一同奔跑，才会见到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