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佐尔格的要求，尾崎还向他介绍了他在上海结识的具有强烈左翼倾向的日本人川合贞吉。

　　川合于1930年8月抵达上海，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联系，参加了若干左翼活动。川合与尾崎、佐尔格的认识，缘于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佐尔格对尾崎秀实说，需要安排适当的人选派往满洲，在那里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尾崎秀实与在台湾出生的中共党员杨柳青商量，在上海选出了年龄比较合适、能吃苦耐劳的川合。在史沫特莱万国储蓄会的公寓中，将川合介绍给了佐尔格。 

　　1931年10月某日下午，在上海四川路桥边邮政局的街角，尾崎秀实与川合以及史沫特莱会面，然后坐汽车驶往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在那里与佐尔格秘密会面。“四个人互相握手。一切都已计划好了。如今也已不必询问彼此的姓名，也不必互相道明了。一切都靠直感和信任。”合川回忆道。

　　川合到了东北后，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利用他的关系网，探清了事变的整个过程、关东军在那里的兵力和今后的动向，然后返回上海向佐尔格等作了详细汇报。会面的地点，有时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

　　自此，川合与尾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他也因佐尔格事件在日本被捕入狱，在1943年7月，他在狱中与尾崎最后诀别。

　　在上海，尾崎除了介绍若干志同道合的日本人之外，他与佐尔格的合作主要是提供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报刊的深入阅读、与中日各界及各国人士的广泛交往和自己敏锐深刻的分析批判力，向佐尔格提交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形势分析报告。这些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1932年1月28日，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田中隆一等的策动下，以日本僧侣遭到中国人袭击身亡为借口，挑起了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尾崎所在的《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的所在地也受到了炮火的威胁，办公地临时转移到了今长治路闵行路口的日本旅馆“万岁馆”。尾崎经常受命与同事前往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去采访，在硝烟弥漫中目睹了战争的惨相。在战况正白热化的2月初，尾崎受东京总部的命令，乘坐当时还在运行的欧洲航线的外国轮船，将前线的报道照片送往神户港。总部还要求他回日本向各界口头介绍上海战场的实况。尾崎匆忙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川合和佐尔格在史沫特莱的寓所会面，商议他返回日本之后在上海的继任者。他一开始向佐尔格推荐了新闻联合社的山上正义，但山上拒绝了。于是，尾崎就推荐曾经参与上海反战宣传的船越寿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然后，他携带家人坐船离开了生活三年多的上海，回到了日本。

　　在日本参加了“拉姆塞”小组

　　回国不久，尾崎便渐渐展露出了他在中国研究方面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分析力，曾出版了《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换期支那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年）、《从国际关系中看到的支那》（1937年）等6本专著和数篇论文，成了当时日本卓有影响的中国问题评论家。他甚至担任了启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磨内阁的智库成员。

　　1933年9月，佐尔格被派往日本。他设法与《法兰克福日报》等几家德国新闻机构联系，取得了派驻日本记者的资格，并在东京获得了德国大使福莱次希的信任。翌年10月初，他加入了纳粹党的东京小组。他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苏政策的动向，研究日本的对苏进攻计划等，其中关键是收集有关日苏关系、德苏开战的时期和日美谈判的经过这三个方面的情报并作出研究分析，将相关的情报提供给莫斯科。

　　1934年4月或5月的一天，有一个名曰南龙一的陌生年轻人（后来知晓他是美国共产党日本支部的成员宫城与德）突然到尾崎所供职的《大阪朝日新闻》社，说有一个他在上海相识的外国人要见尾崎。当日晚上，尾崎在一家名曰“白兰亭”的中国餐馆请这位年轻人吃饭，到了现场才获知这个外国朋友就是佐尔格。一周后，尾崎与佐尔格在奈良公园的猿泽池畔见面，从此建立了联系。

　　佐尔格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共有39人参加的“拉姆塞”小组。精明干练、才华出众的佐尔格很快就取得了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欧根·奥特（后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信任，从他那里以及大使馆内获得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包括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期。尾崎则利用他在日本内阁和满铁调查部工作的背景，收集了不少相关的情报和分析报告，总共给佐尔格提供了53份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以及日本关于中国的政治策略等相当机密的材料。尾崎向佐尔格提供的主要情报有日本与汪伪政府之间进行的日华两国国交调整条约文案，有关日美谈判的近卫提案以及在满洲的日军对苏联的动员实况等。情报传递的途径之一是“拉姆塞”小组成员、最早介绍尾崎与佐尔格接上头的宫城与德充当尾崎女儿扬子的绘画教师，通过扬子之手来交接情报。

　　平静地走上了绞刑台

　　1941年10月上旬，宫城与德以及其他一批成员相继被捕。10月15日上午，尾崎在东京目黑区佑天寺借住的家中遭到逮捕，被关押在目黑警察署接受调查。三天后，佐尔格也在住所被捕。

　　按照警方的逻辑，尾崎之所以会出卖国家机密，当然是以此获得金钱。警方从各个方面讯问了与尾崎有关联的多名被捕者，当时的法官私下透露说：“可是检察官们讯问的结果，却是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被讯问的被捕者在强调尾崎并非是为金钱在工作这一点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

　　曾经推荐尾崎成为近卫内阁参议的时任内阁书记官长、后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任司法大臣的风见章，曾记述了当年担任尾崎案件第一审法官的高田正对他说的这样一番话：

　　“尾崎也好，他的同志德国人佐尔格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廉洁高尚的人，而且头脑都十分聪慧，为了守护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团烈火般的激越的灵魂，令人想起古代的志士仁人。我虽然作为法官在审问他们，心里却是深深地敬佩他们的。”（他不仅没有收取一点工作经费）反而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中缩减出钱款来充作行动资金，高田法官承认，在金钱上，他没有丝毫的污点。

　　11月7日，尾崎首次被允许给家里写信。以后直至被处死的三年间，他共写了两百多封信。现存的有243封，后被编为书信集《爱情如陨落的星星一般》出版。

　　1944年11月7日早上，在东京巢鸭拘留所，尾崎吃完早饭后，写完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短信。当他正翻开一本书准备阅读时，看守所长叫他出来。他一切都明白了。将牢房收拾整理后，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然后平静地走了出来。所长严肃地告诉他：奉司法大臣之命，今天执行死刑。尾崎神情不改地轻声答道，知道了。教诲师带尾崎走进一个房间，在一角供奉着佛坛。尾崎礼拜之后，教诲师示意他可以取食为死刑犯准备的豆沙面包，尾崎微微一笑回答道：“即便像我这样的老饕，今天这面包也就免了吧。”但他接受了递上来的一杯茶，一饮而尽。

　　尾崎对他身后的人说了声再见，就稳步走向了绞刑台。就在同一天，佐尔格也被处以绞刑。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