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我尊敬的作家、兄弟赵长天去世不觉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似乎仍感觉他还在上海，在文坛默默无闻、少有声响地工作着，写作着，生活着。

　　记得长天去世前不久，即2013年元旦前夕，我与毛时安去瑞金医院看望他。必须承认，瑞金医院虽然离我供职的文艺出版社仅咫尺之间，但为了不打扰他的住院治疗，我很少去，仅以手机短信表示一些问候。那几天，我突然获悉他由于不断地、大剂量地接受输血，已使他的血液状况很复杂了，影响到了他的免疫系统。我想到长天会为此而苦恼，必须抓紧去看看他。

　　进病房前，护士关照，说话时间不能过长，戴上口罩。有些日子没见到长天了，只见他半躺在儿子那多购置的一张可调节体位的床上看书。那一天，时安没说几句话，即去看望邻室的一位报人病友。我就和长天地北天南地说趣事。我要让他高兴，让他对病情好转保持乐观的心态。他默默地听着，不多言语，眼神中不时闪出些光亮。

　　望着他瘦癯的面容，不由让我想起一年前高粱红了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四川泸州参加的文化活动。那时，长天的身体还蛮硬朗的，一会儿走进漫山遍野的高粱地，一会儿钻入十里山洞，虽然当地是桑拿天气候，闷热得很，但大家还是兴致很高。

　　那天，大家走累了，在一片荔枝树下乘凉喝茶聊天，主办方铺开宣纸，备好笔墨，请几位作家、画家留下书法。同行的赵丽宏、陆天明都手书一幅，我请长天也留下墨宝，他硬是不肯，说：丽宏他们字写得好，我就不凑热闹了。

　　泸州回沪半年不到，听说长天身体出现状况，又说去云南看老中医了。我赶紧去电询问，长天很平缓地回话：不要紧，来咨询一下。我对这类病有所了解，四十多年前，一同去崇明农场的我的一个同学，才十七八岁，到农场不到两个月，查出他患了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半年不到即撒手人寰。当然，现在的医学发展了，但还得诊断及时，对症下药，不要错过医疗的最佳时期，或许会转危为安。后来听说长天返沪住进了瑞金医院，心里才松了口气。

　　在随后的2012年夏秋季节，晚上六七点钟，我下班骑车回家，好几次在暮色中见到长天与夫人一起在绍兴路上散步。我想，常住病房，是应该在太阳下山、街人趋少的时候出来放放风。这条昔日安静的小马路，如今到了傍晚路边仍停放着一长溜的小轿车。他穿行其间，步履虽慢，但稳稳地走过昆剧团，走过汉源书店，从后面看，他那微驼的背影特征很明显，他不时地与夫人驻足交谈。我不忍去冒失打破这美好的情景，暗暗祝福长天能排除病患，渡过难关。

　　长天确实是个好人，将个人的名利荣辱看得很淡，处事不温不火，但有定力，有原则，这在作家中早已有声誉，有口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一度听说长天可能调任文艺出版社，我还问过他，介绍过出版社工作的一些特点。我想，如果长天真的能到出版社来，则将会对上海文学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动力，带来很多的发展路数。因为，我一直认为长天是个值得深交的能量无穷的作家和领导。

　　对于这样一位仍存活于人们心中的作家兄弟，如何表达自己的哀伤和追念，确属不易。我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长天这样聪明的人，在已知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已知时日不多的时候，在想什么，在念叨着什么，莫非他有佛陀一样的心怀，不然的话，在他无数的人生历练中，在突然遭遇的命运考验中，如何还体现了极度的善良、谦让、真诚和脚踏实地。

　　死是生的一部分，生命包含了死亡。

　　呜呼，长天——亲爱的兄弟，我永远怀念你。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明刊一篇《汤晓丹的中式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