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立意与伪文学逆行的小说中，白领叫素芬，教授叫长根，作家叫文艳……他们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神的孩子”，而是农民与市民的肉身子女。从命名开始，作者扒开了城市高速发展的金玉外表。他的人物沉重地落在地上，白领勉强维持中产的体面，教授疲于应付农村的家人，女作家急功近利，评论家以权谋色，学术权威酒色财气，小提琴手既粗俗又暴力，医生视患者如腐肉，而混迹中国的白种人则瘦弱而又猥琐，不过凭国籍获取一些女性资源。矫揉造作的高尚地标之外，都市拥挤而嘈杂。

　　书中的乡村不再是那个蛙鸣月朗的乡村，它文化的那一半在“文革”中被砸烂，自然的那一半被经济发展所破坏。发了财的农民拆掉青砖瓦屋和精美的木窗，用铝合金门窗和白瓷砖去模仿城市的工业气息。造纸厂毁掉了生态，儿时嬉戏的小溪成了水牛都不喝水的臭沟——当然，水牛也早已经没了。乡村的鸟儿与女人的命运有些相似：绣眼、蓝尾鸲、红嘴相思、寿带、画眉，这些美丽或动听的鸟儿被人用网捉了，卖到上海或南京的花鸟市场；天鹅和白鹭这样的大型水禽被毒杀卖到野味餐厅；麻雀进了普通饭店，连乌鸦这样食腐动物，都被烹炸冒充烧鸡卖给匆匆过往的火车乘客。农民失去本位，各个都想逃离。离土的农民仅具廉价的劳动力，只能从事危险性高而技术性低的简单劳作。而留守农民一方面是环境恶化的加剧者，不计后果地滥用杀虫剂除草剂化肥；一方面又是恶劣环境的受害者，生活于外来与自制的毒素之中。

　　作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杀虫剂反选——越是蜻蜓、凤蝶、萤火虫这样美丽高级的生命越容易被杀虫剂毁灭；越是稻蝗、卷叶螟、棉铃虫、水象甲这类低级丑陋的害虫越容易在杀虫剂中残存。这种生化武器并不是一举歼灭害虫，而是对自然界进行残酷的逆淘汰。抬眼看看稻田之外的世界，何处不在进行杀虫剂反选。大众不计后果的求死意识使得“不耐烦”——这种令人无法思考的意识噪声吞噬了一切美好，使世界复归单调与消寂。作者摊开伤口，一次又一次敦促他的读者面对微信朋友圈之外的现实。其文字坦诚平实，流畅自然，可听性强，好像一位年至不惑的朋友谈说往昔。

　　但这部小说也有两处令人遗憾的地方。首先，作者没有充分利用小说中的暴力元素。突如其来的暴力总给人特殊的畅快感，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暴力。都市早已为他们织好合体而理性的外套，文人必须剥去重重文化油污，才能绽放生命本能。作者使他的人物走向了这个情节，却没有充分展开，令各色人性在突发事件中得到全面的绽放。另外，作者没有利用读者暂时的不知情来增强悬念提高张力。小说如同音乐，必须在外在时间的情节发展中有意谋划内在时间的迁移跳跃。但小说比音乐更为局限的是：无法在重奏中描述同一时间发生的多个事件。作者平铺直叙，不知是因为反感中国式实验小说，有意回避多样的叙事手段，还是有心追求一种大散文的叙事节奏，跟这个慢不下来的时代唱个反调。

　　每个知识分子必然面临这样的选择，作取经人，还是传教士。取经人必须在千山鸟飞绝之处独钓寒江雪，独自面对未知叵测的世界；传教士必须在月明帘下的感悟中转身，再回愚众的荆棘丛中下足，忍受他们沆瀣一气的误解。无论选择那条路，知识分子都注定忍受虚无的侵扰。虚无是他们的宿命。那么，离开知识分子的本位，或迎合群众或是归隐于加拿大的群山湖泊之中？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长根听见自己通过发干的喉咙在说：“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