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展近代体育的城市。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上海近代以来的城市嬗变。

　　开埠前，上海只是一个三级县城，体育活动仅局限在武术、射箭、龙舟、棋类等中国传统体育活动领域。开埠后，带有西方文化内涵的近代体育随着一批批侨民入沪进入上海。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上海近代体育逐渐发展起来，大致经历了1843年上海开埠至1911年的萌芽期，1911至1927年的发展期，1927至1937年的繁荣期，1937至1949年的萎缩期。

　　1848年，英国人在今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交界兴建了占地81.7亩的跑马场，拉开了西方体育在上海传播的序幕。赛马、体操、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游泳、帆船等西方体育运动成为租界侨民生活的重要部分。18世纪50年代后，英国总会、德国总会、法国总会等综合性的西人俱乐部和跑马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等西人专业体育组织纷纷在上海成立。至清末，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体育项目几乎都显身上海。由于西方的排华行为，加上中西体育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最初西人组织的体育竞赛和活动华人只能作“看客”，不能参与。“西人比赛，国人观看”，就是当时的写照。但客观上，却给上海输入了西方体育观念、体育运动项目、体育组织的管理方式和体育运动规则，对上海近代体育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

　　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在教会学校的传播、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学校体育制度开始建立，学校与社会的体育互动逐步展开，原本盛行于西方侨民生活中的体育运动项目，开始在上海大中学校师生和中上层华人圈中出现。形式多样的西方体育活动给上海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广大市民对西方体育由开始的惊诧到接受，由模仿到吸纳，由共处到竞争。随着各种运动会的举办、体育场馆的纷纷建立，激发了时人参加体育运动的兴趣，比赛和竞争的观念逐渐在上海市民中确立起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近代体育进入兴盛时期。近代10届远东运动会由中国举办的3届，即第2、第5和第8届全都由上海承办。上海选手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先后20人次获得金牌、44人次获得银牌、6人次获得铜牌，雪耻了“东亚病夫”的形象。1921年上海举办的第5届远东运动会上，国际奥委会的正式代表加纳治五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使中国第一次聆听“奥运之声”。近代中国举办的7届全国运动会，上海承办了2届。在第1、4、5、6届全运会上，上海的比赛成绩均居全国之首。

　　华人体育社团的兴起、体育专业教育的推进、体育人才的集聚、体育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上海近代体育兴盛的标志。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上海中华足球、篮球、网球、棒球、排球联合会等5个单项体育组织和上海中华运动裁判会等当时都具有全国影响。近代中国共有体育专门学校30余所，上海就有18所，占据半壁江山。近代上海培养了马约翰、凌希陶、周家骐等优秀运动员和著名体育活动家；引进了梁扶初、余衡之、林宝华等海内外体育精英；汇聚了霍元甲、吴鉴泉、陈子正等国术高手。与此同时，体育用品的生产销售，体育场馆的建造经营，体育书刊的出版发行，使上海出现了体育产业的现代雏形。近代上海大型体育场馆达30多个，出版的体育报刊40多种，体育书籍600余种。

　　近代上海体育，是近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强权下的对外开埠、典型移民城市的形成，促进了东西方体育交流，也使上海成为各路竞技体育人才的汇聚地。全国经济中心的形成、繁荣的工商业文明，为近代上海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上海新式教育的率先开展，使近代体育得到普及和传播。全国文化中心的形成、开放的新闻媒介，使上海成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地，继而辐射全国。

　　上海近代体育缩短了我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复兴。今天，上海现代体育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实现“国际体育知名城市”目标的进程中，上海近代体育走过的路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