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缜密侦察，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保证。我八路军115师所部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就得益于此。

　　1938年，在日寇大军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敌人也遣兵调将，试图一路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一路由山西军渡至陕西吴堡一线黄河进攻延安，妄想实现其侵占我大西北的罪恶计划。

　　西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动作较快，不久便侵占了军渡——碛口一线，指挥此次行动的是日军108旅团旅团长山口少将。他已率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县，并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秣、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

　　当时，我115师343旅，在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率领下，正活跃在吕梁山区。根据总部指示：坚决拖住敌人，保卫延安，巩固晋西北根据地。

　　按照任务分配，686团在团长兼政委杨勇的率领下，随即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敌人。

　　那天天刚麻麻亮，杨勇带着各营的干部出去观察地形。他们登上了薛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草丛中向公路瞭望，只见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交错，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薛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并排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杨勇正看得出神，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侦察员送来师部的一份紧急命令：敌人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从汾阳起运，命相机截击。大家知道了这个情况，指着那段凹地异口同声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杨勇见一旁侦察队队长刘善福一言不发，就问他有什么看法。刘善福说，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他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日军对这段凹地也是十分警惕，他们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这座碉堡对攻击部队来说，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障碍，但如果先拔掉它，就可能“打草惊蛇”。有人提出伏击汽车和打碉堡同时进行。这时，一直低着头在一块石头上画来画去的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蛮有把握地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他刚才在那里计算炮兵射击诸元。

　　9月14日大约9点多钟，敌人的汽车队到达薛公岭前10多里的王家池，在那里加了水，添了油，半小时后才又上路。并派出巡逻兵，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打打，虚张声势。待搜索完毕，便向碉堡走去，边走边发信号弹，向隔山等候的车队报平安。

　　敌人的车队由远而近，20多辆汽车进入薛公岭我军伏击圈。杨勇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开炮命令，只听得轰轰轰三炮，不偏不倚，打中了那个大碉堡，里边的敌人也一起被报销了。686团指战员端起枪，挺着刺刀，个个像出山的猛虎。经一小时激战，200多日本兵除3人投降外，全部被歼。

　　敌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没隔几天又开始了运输，先押送一车粮食作试探。686团根据师部指示，放过了它，以麻痹敌人。

　　第二天，敌人胆子果然大了，又出动汽车十八辆，我115师补充团在彭雄团长指挥下，把敌人挡在公路拐弯处，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敌人，缴获了许多通讯器材。

　　敌人连续被歼，108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汽车损失了近五分之四，敌人有撤退迹象。为了狠狠教训敌人，师部把685团2营和师部特务连配属给杨勇的686团。

　　9月20日午夜，部队再次设伏王家池附近。次日清晨，敌人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当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我军把敌人切成几段，并抓住它的指挥机关死死不放，头尾两段敌人拼命反扑，想给他们的指挥机关解围。在这紧要关头，杨勇把685团2营投入战斗，很快将敌人一段一段吃掉了。经两个小时奋战，歼日军500余人。

　　八路军115师343旅在汾离公路上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战马100余匹，枪560余支。敌指挥官山口少将也成了战死鬼。

　　胜利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大大激励了吕梁儿女的抗战斗志，彻底粉碎了日寇西进的企图。

　　十日谈

　　敌后歼寇记

　　明请读《大龙华意外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