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天起，本报将连载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口述历史丛书之一《沈寂口述历史》。该丛书近期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陆续出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沈寂先生详细回顾了他九十二年来充满惊险坎坷的传奇生涯，虽然讲的是他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

　　1.父亲乘小船到了上海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县人。我看到族谱上记载，我们上代有人做过光禄大夫，还有一个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学家。汪姓在安徽是大姓，我父亲家是这个大家族里头的一脉。太平天国时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江奉化，其实就是逃难。离开徽州时，每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砖。到了奉化，他们就用金砖，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

　　我父亲汪宝棠生于1882年，一家兄弟四个人，务农为生。我父亲六岁时就下地劳动了，放牛、割草，相当辛苦，生活很艰难。到十二岁时，他看到邻村青年到外地谋生，便也想到宁波去找活干，摆脱农村的艰苦生活。

　　父亲来到宁波找到一个打铁铺，跟师傅学打铁。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师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开始，我父亲当学徒，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这三年里，他每天从早到夜地打铁，也没什么吃，零用钱也很少，空闲时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货店里，看到家乡奉化的土菜，想买来吃时，碰到店里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怜，就让他去他家里，烧点家乡菜给他吃。自此我父亲隔两三天就去他家。

　　这个伙计，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的是女儿叫梅香。我父亲一直去他家吃饭，不好意思，就想着为人家做点什么。有时，这个姓王的伙计，把南货店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我父亲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处时间久了，我父亲看到他家大女儿蛮好，那女孩也喜欢他，就订婚了。父亲三年满师后，师傅让他再做三年。父亲觉得老做这个铁匠没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除了打铁，还能做什么。这时，岳父对他说：“你和我女儿订婚了，应该有出息。我有个同乡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谋生吧。上海是黄金铺地，去上海的人都能发财。”

　　父亲觉得这是条出路，说走就走。他一个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后，岳父的朋友对他说，你没其他本事，就去做码头小工。经介绍到十六铺码头做了脚夫，即码头小工。做脚夫就是船到码头后，把船上的货卸上岸，当时都是一人掮或两人扛，把货送上岸。掮货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颠一颠很难走。一开始父亲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黄浦江不要紧，爬上来就是了，货跌到江里就要赔偿。货比人重要。黄浦江货运繁忙，脚夫每天都有活干。脚夫的活重，饭量大，父亲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一碗黄豆汤，汤里难得放几根肉丝，就算不错的了。脚夫一天劳动下来，发一根竹签，一根竹签可以吃两顿饭。住的是“滚地龙”，就在十六铺码头旁。如果船没到，就一天没事做。脚夫有帮口，都要抢生意。父亲的工头待人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不怕苦，卖力干，勉强能糊口。父亲说，脚夫和种地两码事，种田用腰功，打铁用臂力，脚夫用肩功。

　　大船卸货后，有的还要用小船把货物运到浦东去。十六铺到浦东来回一个时辰，每条船上两个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亲就顶上去摇船。他们大多数运的是棉花。

　　后来，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苏州河垃圾桥当工头，那边货物多，比较忙，缺人手。他让父亲到苏州河去装货物，一天要装很多，挣的钱也多，父亲就在那里干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后送到英国怡和纱厂、日本三井洋行和中国纱厂去，每包棉花有两百斤，很重。这样他干了五年苦工，老板看他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就提拔他做了工头。另外一个工头，姓王，是奉化王溆浦人，大同乡。他对我父亲说：“我们两个人都做工头，合起来就是大工头。”父亲觉得有道理，就两人合起来做大工头，做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