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派（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轻”代表正，代表善，代表美丽……相反，“重”代表负，代表恶，代表残酷……但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中说：
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乏，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是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页。“男人”原译作“男性”。）
他说的道理我们似乎能懂，但他用来说明“重”的好处的例子，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
类似这样内容的爱情诗歌，在西方文学史上应有不少，米兰·昆德拉似乎读过一些，否则不会说得这么明确；但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大概是译者不好意思译过来？
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吗？在《战国策》里，可以看到一例。公元前307年，楚围韩之雍氏，韩求救于秦，使节冠盖相望，络绎不绝，但都无功而返。只有一个使节尚靳，说话还算得体，秦宣太后（时秦昭王年少新立，宣太后治任当国）听了比较满意，表示可以考虑出兵，但又提出了先决条件：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
宣太后意在索贿，但先打了一个比方，却是奇葩之言：我与先王睡觉，先王睡相不好，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实在是受不了；但与先王敦伦的时候，先王全身压在我身上，我却一点也不觉得重，这是因为他能让我快活……简言之，她的意思是，没有好处，轻也是负担；有了好处，重也不觉其累。
宣太后心中的这种轻与重的关系，与米兰·昆德拉的似乎不太一样，但我以为足以弥补后者的逻辑漏洞，也体现了中国式“中庸”思路的好处，反衬出西洋“非此即彼”思路的不足——并不是所有的“重”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轻”都是坏的；反之亦然。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于己有利。不过，他们用来说明“轻”与“重”的例子，却又符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原理。
那次秦国出兵抗楚援韩之事，最后是在甘茂手里解决的，所以《史记·甘茂列传》也提到了此事。但司马迁只说宣太后是楚女，所以反对秦国出兵助韩，而完全没有提到索贿一节：
（秦昭）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
这么看来，韩使纷至沓来，皆因宣太后一点私心，偏袒娘家楚国，而均致无功而返。但据《战国策》，宣太后其实利欲熏心，为了索贿，娘家也是可以不顾的。《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五引《战国策》，有尚靳回韩国复命后，韩襄王“赂于太后”事，为今本《战国策》所无，则宣太后果然索贿成功。看来是先搞定了宣太后以后，才轮得到甘茂来发挥作用的。
宣太后的这一索贿行径，让人想起了另一位母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母亲，竟趁儿子事业发达，要敲儿子一笔竹杠，理由是自己当年怀孕时，曾吃了十个月的苦头：“于是，关于亚历山大的母亲的所作所为，就有许多流言蜚语，说亚历山大偶尔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母亲说因为怀了他十个月，硬要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代价。”（[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9页）一位问儿子讨怀孕辛苦费，一位为索贿不顾娘家安危，在爱财如命上，两位母后可真是异曲同工啊！
关于《史记》不载宣太后索贿事，今人范祥雍推测道：“《甘茂传》不载尚靳使秦事，史迁殆以其秽而删之欤？”（《战国策笺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42页）然而，焉知不是因为司马迁后来成了刑余之人，再也不能贡献“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女人，欲“秽”而不能，因触目惊心而刻意回避了宣太后的奇葩之言呢？这些大概都只有起司马迁于地下才能知道了。而司马迁之后，各种后起的史书，沿袭《史记》的做法，大都不载此事，或也“以其秽”欤？
论者一般以为，宣太后首开历史上两个先例：始称“太后”之号，始以母后临政。但历来的文人雅士（主要是男性吧），大概更受不了宣太后的任性，尤其是她的上述奇葩之言：
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一“秦宣太后晏子语”条）
让吴师道感叹“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的，大概是后来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秦国乃至当时的后妃，其强悍绝不亚于男人，以房事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对她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把天下古今的男人吓成这样！可贵的是《战国策》（及其前身）竟然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也难得整理之的刘向竟然没有把它们删除，此正如王士祯所言“皆大奇”也。
不过，过去除了道德判断之外，也有从虚构角度看待此事的：
当时引喻如此类甚多，取其机相发而已。若此说则甚无耻，宣后即淫佚，语櫽括其词以丑之。（明归有光语，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下册引，第1542页）
宣太后之行，国人知之，异国人皆知之，当时执管之士，因有此事，故作此言，用相调笑云耳。史家增饰之辞，美恶皆有之，后人或泥其一两言，以议当时之是非得失，其不为咸丘、高叟者几希矣。《国策》非实录之比，尤不足据。（清焦袁熹语，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下册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414页。）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整个宣太后的话，都是执笔者杜撰的，是“史家增饰之辞”，亦即现今所谓“黄段子”，意在丑化、调笑宣太后，读者不可太过认真。但像宣太后这样的奇葩之言，非女人亲历者不能道，又绝不是男人所能代言的。
现代学者讲究知人论世，认为当时人说话本来如此，看法或许更合理一些：
这话更是赤裸裸的，简直是不顾羞耻的。这样的言语在《国语》、《左传》里是不可能写的。其所以见于《战国策》，也并非编者所能杜撰，而是这时的人君，包括太后，已经不似两周贵族那样温文尔雅，他们说话就是这样无所顾忌的。因此，书中记述这些言论的时候，也就别开生面，前所未有。（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这也成了《战国策》的特色之一。其实，如果更多一点这种“赤裸裸的”、“不顾羞耻的”大实话，那么中国的史书无疑会有趣得多。
此外，难得也有人轻松看待此事：
当时游士皆妾妇之道，而宣后又滑稽之雄。（清程夔初《战国策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0页）
从宣太后的发言里看出了幽默，从她的为人里看到了可爱，放在传统评价里，这个看法就算是最好的了。
宣太后死于前265年十月，说了那番奇葩之言后，整整又过了四十二年。其间她不会少了情人，也不会让自己闲着，她的行事同样奇葩无比。比如，她曾与匈奴义渠王私通，生下两个孩子；而后又为了国家利益，把情人“诱而杀之”：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
此记载后来被司马光简化为“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资治通鉴》卷六），突出了宣太后私通行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郑樵则更进一步落实了两个细节：义渠王私通宣太后，是在其“朝秦”时；而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则是前272年之事（《通志》卷一百九十五；一说为前269年之事）。在史家的寥寥数语中，该隐含着怎样一个波澜起伏、荡气回肠的故事啊！
除了揭秘“妾事先王”之宫闱秘事外，宣太后另一件让人（吴师道）不耻之事，是她的“爱魏丑夫欲使为殉”，此事同样载于《战国策》：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雍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
宣太后最后的情人是魏丑夫，爱到要让他为自己殉葬——历来只有男人以女人殉葬的，没有女人以男人殉葬的，宣太后又是要别开生面了！宣太后情到深处，大概真如汤显祖所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只是魏丑夫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他对前者深感恐惧，对后者则毫无信心。当然，雍芮的两面说辞能够击中要害，宣太后的从谏如流也颇为可爱，只有魏丑夫的那身冷汗令人同情。又，据说“丑夫”不是真名，而是秦人给起的外号，表示谴责丑闻的意思，想来本人应该十分威猛俊朗，否则宣太后不会爱成那样。又，“丑夫”从字面上、本事上来说，与莫泊桑笔下的“俊友”（Bel Ami）堪称绝对，特推荐给旧体诗爱好者。宣太后当时起码有六七十岁了，还能爱得这般死去活来（替丑夫想想也真不容易），老少恋绝不逊色于今贤杜拉斯。“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堪称宣太后风流一生的写照和总结。
回到本文开头。米兰·昆德拉的发言显得如此浪漫，“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重量的女人”，成了爱情诗歌中的女神，既让人想入非非，又成为天经地义；然而二千三百多年前，宣太后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却被批评为“淫亵”、“污鄙”、“无耻”，最好也不过是一个“滑稽”。两相比对，其中消息意味深长，不免让人兴味津津。
据说表现宣太后生平的电视剧《芈月传》即将播映，不知其中会如何表现今人对宣太后的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