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我和沈从文先生都是武陵山区长大的，有着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他的作品给我的影响很大。我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也是在向《边城》致敬。

　　星期天夜光杯：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在1980年代和当下，有没有不同？

　　野夫：在1980年代，大量的好作品井喷式爆发，许多现在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都是在那个时候崭露头角的。当年，半个中国都沉浸在文学之中，一份省级的文学刊物都可以卖几十万份。那个时代，文学是一种思想启蒙。 

　　星期天夜光杯：您写过您的亲人、您的朋友，您曾说，自己的写作是还债式的写作，要让身边的亲友在您的文字中不朽。文学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野夫：对我而言，文学是带有使命感的，这一点从未改变。在中国，无数个家族的命运与国运紧密相关，我的父系、母系的家族，我写出来的和还没写出来的，确实是能够旁证20世纪中国历史。就我所知，中国类似我家族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整个20世纪的中国，从未来的历史来看，我认为是悲惨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这个民族受到了巨大内伤，这种内伤到今天为止都远远还没有痊愈。

　　这些历史，使我更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改造这个时代，去推进这个社会的进步，去提升一个时代的文明，这是我想做的事。

　　我的作品中，《江上的母亲》是最有名的，因为我母亲这种死的惨烈的方式最让人难受纠结。我外婆78岁离世，在中国就算寿终正寝了。但是我写外婆比写母亲要用力得多，也用情得多，因为我从小是外婆养大的，从接生到抚养我，在我生命最垂危的年代救活我，更重要是我外婆给了我教养。我外婆是那种纯慈爱的，一个从来没有发过火的老人，我对我外婆的感情本身胜于对我父母的感情。我知道我骨子里面有一种善的东西，也是外婆给我的。

　　星期天夜光杯：您的人生际遇如此坎坷，可是，在和您的对话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绪。

　　野夫：我们所有的愤世嫉俗，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内心有愤世嫉俗，但没有必要天天挂在脸上。